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丐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通鲁迅何以会如此严苛指责他的缘由。沙汀严肃地对徐说，他坚决反对答辩，文章不能再登了。可是徐听不进去，说《光明》不发，他便找别的刊物。看看劝阻无效，沙汀建议他与周扬谈一次，这是在沙汀家见面的，结果仍然无效。夏衍听说，又主动约他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小时，批评他全然不顾大局。徐的固执是惊人的，他拒绝了所有的批评。正巧女子书店创办《今代文艺》，主编刚自日本回来，四处拉稿，便将徐的《还答鲁迅先生》一文拿去发表。为了这件事，周扬与夏衍分别经茅盾、雪峰想转告鲁迅，声明这是徐的“个人行动”，与他人无涉。徐自己也说：在鲁迅先生发表那篇驳斥我的文章以后，我同周扬他们的关系闹得很僵，任白戈从日本回来后，曾约沙汀、周立波等和我吃过一顿饭，想进行调解，但由于我的倔强，没有调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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