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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