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西去机场迎接岳父、岳母的场面，三毛也有精彩回忆：当他看到我们从机场走出来时，他一只手抱着妈妈，另一只手抱着爸爸，当他发现没有手可以抱我时就对我说：“你过来。”然后把我们四个人都环在一起，因为他已经16天没有看到我了．然后又放开手紧紧地抱抱妈妈、爸爸，然后再抱我。他第一眼看到爸爸时很紧张，突然用中国话喊：“爸爸！”然后看看妈妈，说：“妈妈！”接着，好像不知道该说什么，低下头拼命去提箱子，提了箱子又拼命往车子里乱塞，车子发动时我催他：“荷西，说说话嘛！你的英文可以用，不会太差的。”他就用西班牙文说：“我实在太紧张了，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觉了，我怕得不得了．”——引自三毛《一个男孩的爱情》荷西虽然愚顽，但同三毛父母相处得非常和谐，愉快。
但由于语言关系，荷西几乎是保持沉默的，因为他英语还未熟练到可以自由交谈的地步，中文更是一句不会说。而三毛的父母又不会用西班牙文。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三毛和父母用中文聊得非常愉快。
荷西听不懂，更插不上嘴，只好自己低头扒饭。他处在被遗忘的角落里，却又不愿寂寞，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着三毛和岳父岳母，想捕捉他们说话的空隙。
荷西抓住一个三毛夹菜的机会，扯了扯三毛的衣角，用西班牙文说：“喂，该轮到我说话了。”
三毛也觉得自己颇有些冷落夫君，非常地过意不去，不忍让他继续坐冷板凳，便告诉父母荷西有话要说。
三毛的父母都是温文尔雅之人，听见说爱婿要跟他们说话，便都停下用餐，和蔼地盯着荷西。
荷西迎着岳父温和的目光用生硬的英语说：“爹爹，你跟Echo说我买摩托车好不好？我一直很想要一辆摩托车，但Echo说要经过她批准才行。”
陈嗣庆先生答应了荷西，对三毛说：“荷西既然喜欢，就给他买一辆吧。”
三毛点点头，眼圈却红了。她放下碗筷，冲进了洗手间，荷西惦记着自己的摩托车，也跟着走了进去。
三毛背对着荷西，埋着头，手里拿着一块毛巾，捂住眼睛不放开。
荷西不知道三毛在干什么，他从背后一把搂住三毛的腰，快乐他说：“爹爹已经答应了，你可不能不批准了，对不对？”
三毛听见荷西又说了声“爹爹”，便扑进荷西怀里，死死地扳住荷西的背，不肯松手，一边抽泣一边说：“荷西，我很感动，你能和爹爹、姆妈相处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一个幸福的妻子和幸福的女儿．”原来，“爹爹”这个字眼是三毛对自己父亲的称呼，荷西当初能打破自己的民族习惯，开口叫“爸爸”，已用不易，现在，又从“爸爸”叫到“爹爹”，如果不是因为他同三毛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又上升了一大步的话，是绝对叫不出口的。
荷西同三毛父母能相处愉快，荷西的憨厚乖巧是很大的因素，但也同三毛父母，那种中国传统的宽厚待人，是分不开的。
三毛同荷西父母的关系就大不相同了。
三毛在她的“开放的婚姻”论中，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夫妇之间，最怕的是彼此侵略，我们说了，谁也不是谁的另一半，所以界线分明。有时兴致来了，也越界打斗、争吵一番，吵完了倒还讲义气，英雄本色，不记仇，不报仇，打完算数，下次再见。平日也一样称兄道弟，绝对不去闹到警察那儿去不好看，在我们家庭里，“警察”就是公婆，我最怕这两人。在他们面前，绝对安分守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把自己尾巴露出来。
——三毛《大胡子与我》
三毛曾在另一部作品——《狼来了》中，描述了自己对警察的心态，是又害怕又厌恶的那种，是能不见最好不见的。
她将警察比喻成狼，“一口白牙在夜里闪烁”的狼；而公婆在她心中，就如同警察一样，那岂不是把公婆同狼等同起来了吗？
且不说三毛的公婆是否真的如狼一般的凶残，但至少，三毛对公婆确实是达到了能不见便不见的地步。
其实，荷西的家人，除了小伊丝帖和二哥夏米叶跟三毛要好以外（伊丝帖是荷西和三毛的“红娘”；夏米叶很早便和三毛相识，并且一直是极要好的朋友，两人曾借来一个婴儿来照了一张“全家福”），剩下的人，跟三毛之间，都是互相不喜欢的。
据荷西的母亲在三毛死后的批露，可见当时荷西的家人同三毛的关系是很不好的。荷西的母亲说：当三毛和荷西结婚以前，他们便一直反对三毛和荷西交往，理由是：三毛是个外国女人（西班牙人不太欢迎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家庭，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三毛比荷西大，且三毛在年龄问题上有欺骗（三毛说她比荷西大六岁，但荷西的母亲说荷西初识三毛时只有16岁，三毛应该比荷西大八岁多）；三毛衣着举止怪异。
面对如此讨厌自己的婆婆，三毛是惟恐避之不及的。
幸亏撒哈拉沙漠离马德里有一段距离，而且沙漠那种鬼地方，公婆是绝对不会去的。
天高皇帝远，三毛和荷西在世界尽头的生活，忽而打架吵闹，忽而相亲相爱，日子平淡而有滋味。
难怪三毛会洋洋得意地说：“远离天皇老婆婆，任我在家胡作非为，呼风唤雨，得意放纵已忘形矣。”
只不过，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总有要见面的时候，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好，这时候，你不要忘了，古时候有位白先生讲过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冬天来了，你这一片碧绿芳草地的地主荷西老板突然说：“圣诞节到了，我们要回家去看母亲。”
我一听此语，兴奋泪出，捉住发言人，急问：“是哪一个母亲？你的还是我的？”
答：“我们的。”（外交词令也，不高明。）那时，你便知道，你的原上草“荣”已过了，现在要“枯”下去啦！（哭下去啦！）你不必在12月初发盲肠炎、疝气痛、胃出血、支气管炎，或闪了腰、断了腿这种苦肉计，本人都一一试过，等到12月20日，你照样会提了小箱子，放大丈夫背后抵住小刀子上飞机，壮士成仁去也。
——三毛《亲爱的婆婆大人》
究竟是什么使三毛竟把会见公婆看作如上刑场？
我先生荷西与我结婚的事件，虽然没有罗曼蒂克到私奔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婚礼是两个人走路去法院登记了一下，就算大功告成，双方家长都没有出席。
在我家庭方面，因为我的父母对子女向来开明体谅，我对他们可以无话不谈，所以我的婚事是事先得到家庭认可，事后突然电报通知日期。这种作风虽然不孝失礼，但是父母爱女心切，眼见这个天涯浪女选得乘龙快婿，岂不悲喜交织，他们热烈地接纳了荷西。
我的父亲甚而对我一再叮咛，如基督教天父对世人所说一般——这是我的爱子（半子），你今天要听从他。
在荷西家庭方面，不知我的公婆运气为什么那么不好，四女一子的结婚，竟没有一次是先跟他们商量的。
（还有两子一女未婚，也许还有希望。）这些宝贝孩子里，有结婚前一日才宣布的（如荷西），有结过了婚才写信的（如在美国的大姐）。更有，人在马德里父母面前好好坐着，同时正在南美哥伦比亚教堂悄悄授权越洋缺席成婚的（如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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