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报》创刊时，日出四开二张。一半篇幅新闻，一半篇幅广告，是一张面向南京一般市民的私营报纸。因为老板王公弢是《中央日报》出身，与国民党方面保持一定联系，总编辑朱虚白，办报有些经验，也擅长撰写时事评论，后来在抗战胜利时做过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张慧剑主编副刊，已在报界初露头角。赵超构那年还不到二十五岁，是编辑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一个。赵标生因为儿子初出茅庐，刚来报馆工作，还不大放心，常常来找王公弢夫妇（王夫人是经理，掌握财权），同时也探望儿子。屠石鸣说：“他当着大家的面叫超构小名‘阿狗’，我们也亲昵地跟着叫‘阿狗’。好在狗、构同音，他也不以为忤。”
王公弢不喜欢《中央日报》那样把报馆变成衙门，报纸完全站在党部和政府立场大打官腔。他在夫人协助下，竭力办成现代化的报业企业，运用早期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报纸办得还有点生气。王公弢夫妇也克扣职工薪给，不但制定许多严格的制度，而且亲自督阵，考察职工勤惰、优劣。至于思想上的控制，倒也不像《中央日报》那样严密；他要自立门户，把《朝报》办成独立于国民党党报之外的民间报。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赵超构有几次与青年记者座谈新闻写作时，是这样回忆那段历史的：“这是一张刚刚创办的商业性报纸，工作很紧张。我一个人编国际版一版，每天还要交一篇‘言论’。天天夜里七点去上班，做到次日凌晨三点才下班，睡到中午又得爬起来写‘言论’稿。
“《朝报》的老板很厉害，每天上班时坐在门口，交了稿才能进办公室。老板娘更厉害，锱铢必较，克扣职工的微薄工资，还不能如期发放。
“就这样，我被逼迫了三年，也是锻炼了三年……一日一篇，千日千篇，长此锻炼，也就熟练了。写作终于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现在。有时候，一天不写，就会觉得空虚无聊，好像日子就白过了。”
他的所谓“言论”，还不是后来写《未晚谈》那样的杂文，只是时事评论。有社评、时评、小评，每篇五六百字，较长的专论，也有一二千字的。三年中共计近两千篇，字数在七十万以上。
赵超构在“中公”读书时，本来就关心国事和世界大事，进报馆做了国际新闻编辑兼写评论，更加密切注意时局，留心国内外政治动态，他在《朝报》上不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阴谋野心，痛斥亲日派、汉奸的卖国勾当；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求和的不抵抗主义，对内不顾人民死活，上上下下到处贪污腐败的政治现状。大有“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1936年7月国民党举行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发表演说，主调还是大唱“中日亲善”，“共同防共”，取缔抗日救国运动。赵超构在7月15日的“时评”栏中发表《蒋委员长的演说》一文，说：“平心探讨这篇演词，我们不能不承认，政府所能解释的限度，低于一般人民所能忍耐的限度，譬如华北的种种情形，在民间看来都已到达和平绝望时期之征，在政府看来似乎还有用外交途径解决的希望。”
这里所指的华北的情形，就是此前一年，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进行“华北五省组织运动，成立冀东防共政府”，史称“冀东事变”。国民党政府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指派宋哲元等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定于1936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终于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怒潮。北平学生首先发难，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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