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对国民党统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以至民不聊生的现实，是十分不满的。一有机会就发为评论，予以痛斥。据当时报载，从1935年中期到1936年年底十八个月中，湖北一省因贪污而被弹劾的官吏案件，竟有一千一百二十八起之多；全国有多少，不问可知。赵超构写了《可惊的贪污案统计》（1937年1月13日）一文，说：“湖北省在国内尚算开明之地，其他各省偏远一点的地方吏治，当然更不堪问！我们相信，除了这一千余被弹劾的贪污案外，一定还有好几倍未被发觉的贪污案。”
7月18日他又在一篇题为《土匪的公道》的小评中说：“（土匪多）实际上官逼民反。”“如果地方官吏只知道刮地皮，以人民为刍狗，则人人都有做土匪的可能。”他还指出：“土匪尚知三不劫（不劫邮政人员、赈灾人员、河工人员），许多官吏实际比土匪还不如。”
7月8日《人品的高下》一文中骂“军阀政客、市侩、大汉奸他们生活已甚优裕，本来用不着再作恶造孽了，却还从事于‘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的勾当。结果，他人固受其害，自己也弄得身败名裂，子孙遭殃。像这种人，损人不利己，毁灭自己、贻害人群，只好名之曰贼”！
初生牛犊不畏虎，赵超构锋芒所向，国民党的中央执监委员、部院长官、省、市、县、乡、镇各级官吏、军队要员、驻外使节等等，以至社会名流、地痞恶霸，无所遁其形，一一暴露于公众之前，丑态百出。
关心国难之外，赵超构十分关心民生疾苦，经常为百姓说话，反映他们饥寒、困苦的愿望，充分表现出他悲天悯人，勇于仗义执言的性格。
1936年苏州一个大地主状诉二百九十户农民抗租的案子，引起他的注意，7月2日写了一篇《抗租》评论此事：“二百九十户农民所赖以生存的土地，竟垄断在一家地主手中。耕者无其田，有田者坐而食，这正是农民破产，社会不安的大原因。土地分配如果不获公平合理的解决，复兴农村永远是梦想。”
1936年夏季的浙江定海渔民盐民与税警冲突，税警开枪打死打伤一百五十多人，造成流血惨案。赵超构在小评《定海大惨剧》中说：“这是经济重压下贫民铤而走险的现象，这在我国或许是通常现象。”
此前不久的1935年5月22日，他曾以悲愤心情写过《六百人之死》一文，评论苏俄巨型飞机失事，死四百十六人，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山东淄川鲁大煤矿淹水，死六百工人，连抚恤也没有着落，还须向合股的日本方面“交涉”。这是中国人生命与外国人生命价值的一个比较，他呼吁：“煤矿公司必须赔偿，政府实业部应保障此后国内矿工的安全。”
但这样的悲剧，中国几乎天天在演出。1936年7月南京有家通易信托公司倒闭，储户以平民居多，可怜节衣缩食储蓄的一点血汗钱，一去无回，除了要到各董事家去痛哭跪求乞怜之外，毫无别的索债办法。赵超构指出：“通易倒闭，中有许多舞弊，财部与法院理应派员调查，依法令董事股东负责清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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