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通篇讲话的意思是，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农村公共食堂是在他积极倡导或热情支持下搞起来的，他还要坚持继续搞下去。在他看来，这才是一条正确路线。谁反对这样做，谁就是“动摇”，就是有“方向”问题，就是反对正确路线。
毛泽东结束了近3个小时的讲话，就宣布散会。人们从会场里走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心情沉重。
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来说，更是晴天霹雳，几乎使这位以沉着坚定著称的大军统帅失去自制。他出了会场走出不远，周恩来派人追来，请他去开会。彭德怀猛一回头，看到毛泽东夹在人群中正朝他这边走来。被一种难以克制的力量推动着，彭德怀迎过去，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怔了一下，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这个回答，使一向不善辞令的彭德怀一时语塞。后来，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我们30余年患难相处，我7月14日的信（即使）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展开讨论，也可以先找我谈谈吧！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
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忿忿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从他在当时所写的一本笔记中看，他所想的主要还是有关信的本身问题。
他首先想到，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谈到的缺点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他写道：“在信中说‘农村公社化……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说缺点错误是不存在的，主席说‘成绩伟大，问题不少’，那么，‘问题不少’又是指什么呢？”
“信中说‘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而且只是说多办了一些，难道不合事实吗？”
他又想，毛主席的批评，是不是囚为他在信中有什么否定成绩的地方：“信中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在这一大段的结尾还说到，‘仅从上述儿点看，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这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方面再一次加以肯定，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反对总路线呢？”
他也想到，毛泽东的批评，是不是因为他在信中的措词有什么过火的地方。他在笔记中写道：“信中指出‘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现在还不能证明有哪些省、区、市和部门没有浮夸风，也没有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浮夸风。即或说得笼统了一些，也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更不能说这就是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吧！”
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热情所迷惑。在这里首先指出我自己和其他不少同志，既没有说多数同志，又没有说中央领导同志，更没有说群众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怎么能说是彭德怀同志打起无产阶级旗帜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究竟有没有呢？是有的。主席在讲话中说，‘在公社和县两级是有一点点’。我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这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他还担心毛泽东的讲话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这怎么能联系到总路线上去呢？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惹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
特别使彭德怀感到惊异和伤心的，是毛泽东竟把问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严重程度。由此使他进而想到自己应该怎么办。他在笔记中写道：“这里明白说出，（我）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
尽管彭德怀这样想，但要让这个一向刚直不阿的人向不正确的事情低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写道：“像我这个人，十一种自由主义或多或少都有些，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种明哲保身的常识我没有。所以应该挨打。挨打也不应该屈服。”一连几天，彭德怀食不甘味，晚上在床上躺下，难以入睡，不时又起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庐山176号窗上的灯光从深夜一直亮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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