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上午，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便，而里面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下去。”
他接着说：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万里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单位和地区有不少人反对“大跃进”的情况之后说：“现在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听它一两个星期。”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于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市场紧张，搞得人心紧张。”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并不那么多……”
听到此处，人们明白了：主席今天的讲话是对着彭德怀那封信的。
毛泽东讲了去年7、8、9三个月先后有30万人到嵴岈山公社去参观取经的例子之后，说：“对这股热情怎么看法？总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与会者对毛泽东讲话的锋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大多数人对情况突然变得如此严重缺乏精神准备，感到惶惶然。
彭德怀坐在座位上，听着毛泽东继续讲：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边讲？”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不指名地对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驳。接着，把他的讲话推向高峰，气愤地说：“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到会人员，包括平日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中央领导，听毛泽东在这样大的范围内提出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谁也没有想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毛泽东的讲话，是动员大家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之所以要发动这一场批判，是同毛泽东对当时情况的认识密切联系的。对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认为，是为人民办了好事，群众是拥护的。他说，群众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他们占农村人口的30%，加上随大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的40%，合起来就是70％。他谈到“共产风”时，说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帐算清楚了。往哪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他还说：公共食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是好东西，可以解放劳动力，节省物资。我赞成积极办好。
对于大办钢铁，他说，1958年要搞1070万吨钢，是我建议的，我下的决心。其结果几千万人上阵，20亿人民币，“得不偿失”。我看了很多讨论材料，大家讲还是可以搞，要提高质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铁。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办得到。对于当时的困难及其后果，他则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会象1927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也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他还说，对于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晓得做了多少检查了，从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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