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1963年春，潘汉年在给他的小妹潘玉琴的信中就反映了这种心情：
“我于一月前蒙政府宽大，提前释放出狱。现同慧嫂一起在休养。我的身体很好，甚至较八年前还健康一些。这是由于党、政方面执行‘挽救失足，改造教育’、革命人道主义的结果。今后我当从头做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将余年报答国家、人民对我的宽大。”
一个共产党人能屈能伸，在遭受如此大的冤狱后，仍能一如既往地坚信党，忠于国家和人民，字里行间，体现了他矢志不渝的崇高信仰，读来真叫人肃然起敬，更使人潸然泪下！此后，董慧也给潘玉琴写了封回信，信上没有谈及政治问题或什么表态一类的话，只是对他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作了简单的介绍：
“我们已经搬家了，现在住在北京近郊，离城四十余里，有公共汽车来往，交通比秦城方便，生活还过得去。我们没有上班，只在家里替一个出版社做些文字工作，这里空气很好，我们身体还好。”
由于交通方便，加上路程也近，潘汉年夫妇也曾到北京城里走走。1965年两人还在故宫前合影，留下了最后一张珍贵的双人照。
这一段时间，潘汉年尽管已经有了通讯联络和探亲访友的自由，北京还有他的许多患难之交：夏衍、胡愈之、唐瑜、孙师毅、吴祖光等，潘汉年都想念他们，但却不愿会见他们，主要原因，是怕见了他们之后，会影响他们。
事有凑巧。1963年初夏的一天，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唐瑜突然发现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面影——董慧。这一发现，使得潘汉年夫妇在唐瑜的盛情邀请之下，有了一个与朋友们小范围内的见面叙谈的机会。唐瑜对他们从团河农场第一次来家作客有一段生动的叙述：
“星期天，潘和阿董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钓的鲜鱼。我把它们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鲫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鲫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1955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由于能与唐瑜，之后又有与孙师毅等人的联系，更增添了潘汉年和董慧在团河农场的生活色彩。如果能这样安安定定、太太平平地在此处度过他们余年的话，潘、董一定会心满意足的。不料，一场更大的劫难正在向他们，向所有的中国人铺天盖地袭来了。
四、“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1967年5月中旬的一天，董慧又一次来到了唐瑜的家。那天，她神色淡漠，“她说他们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说完，董慧留下了给唐瑜及孙师毅家小孩的两盒饼干后，便匆匆地走了。
“小温泉”是一个休养地，因与秦城监狱靠得较近，不知是为了忌讳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人们就把这个令人向往的名字奉送给了秦城监狱。于是，“小温泉”既可被理解为休养地，又成了秦城监狱的代名词，只是因人而异罢了。唐瑜知道这个“典故”，因此他断言他们不会去享受清福，而是重回秦城监狱，“他们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团河农场过着平静安逸生活将近四年、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
1966年春夏之交，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历史性灾难，像一股黑色的巨大旋风，席卷神州大地。在所谓“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煽动之下，引发了“打倒一切”的狂潮。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一连串冤假错案，把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打倒在地，然后“踩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潘汉年当然也难逃厄运。
本来，潘汉年一案早已了结。经过了长达8年的预审，既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正式批示，又有执法机关合乎当时法律程序的各种手续。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代表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要继续深挖潘汉年本人的“历史罪行”，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潘汉年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就又降临到了潘汉年、董慧的头上。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这一纸命令出于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手。若干年后，陈伯达承认了这一事实，却又向史学界抛出了一件“疑案”。1983年3月24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犯受审时，对此事作了如下交代：
“关于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此事，我完全忘记是什么场合写的，总之一定是开会时受命写的，此事我任何印象都没有留下来。笔迹是我的。”
陈伯达的交代，完全可以证明一点：将潘汉年重新抓起来是中央文革下的命令，但陈伯达是一个执行者，那末，炮制这一命令的始作俑者又究竟是谁呢？这一“疑案”与本书的主旨无大关系，因而也无须另加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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