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逆境中那种胜似闲庭信步的政治家风范，使潘汉年更加佩服，并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毛泽东的住处与总政部靠得很近，宿营时，潘汉年常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去聊聊天，谈谈工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他，真有一种“患难遇知己”的感觉。
对地方工作部的工作，潘汉年这个部长也尽了自己的力量。总政宣传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部队，而地方工作部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老百姓。部队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就地安置伤病员等，都是地方工作部的任务。当时，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除潘汉年这个部长之外，男同志中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人，女同志中有蔡畅、金维映、刘英等人。他们不仅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又是不怕劳累、敢挑重担的英雄好汉。每到宿营地，待大家安顿下来后，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分头到各处，了解民情风俗，调查社会的斗争情况，发动群众斗垮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并在积极分子中间秘密发展党员，传播革命火种。
1935年2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再克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几乎陷入绝境的红军开始神奇般地恢复了活力。又一次切身的经历，使得潘汉年更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他打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继续搞好部队宣传和地方群众工作，为长征的胜利尽心尽职。
可就在这时，他被召到了张闻天那里。
张闻天，原名应皋，上海南汇施湾（今川沙县）人。虽然他同潘汉年同年入党，但两人的经历不同。张曾经求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手下工作，1931年2月回国，旋即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他在党内作报告或演说，或发表文章，都用“洛甫”的化名。1933年初，他比潘汉年早几个月进入苏区，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长征初期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中央进行改组，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张闻天向潘汉年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秘密电台联系已中断许久，为了向共产国际反映情况，并取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支持，要他和陈云、夏守×等一起离开长征队伍，潜赴白区。并要他先行一步，先在上海埋伏下来，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设法打听上海方面有无国际关系，再通知陈云，见机行事。总书记交代完任务后，李维汉则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了离队后到贵州城里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方法。接受任务后，潘汉年与陈云具体讨论了有关在白区的联络事宜。他们约定以上海吕鉴莹处作为基本联络点。吕是潘汉年的表妹，与陈云也相识已久。同时，吕的丈夫又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即潘企之），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的，当时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32年春“中大”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他转移到上海，不久，便调入中国工农通讯社工作，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对敌隐蔽斗争，以编写、翻译电稿，传递秘密情报、掩护党的领导同志为主要任务。潘汉年离沪赴苏区后，潘渭年夫妇继续留在上海，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因此，以潘渭年夫妇作为他们传递信息的联系人，是非常合适的。
一切相议妥当，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走法。当时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前堵后追，在红军的周围设立了层层封锁线，要完成这一特殊的任务，沿途的艰难险阻是难以预料的。再加上道路不熟，没有向导，语言不通，一张口就会被人怀疑。但是，党中央的任务要完成，困难要克服，经历了在白色恐怖下严峻考验的潘汉年，凭着他对敌斗争的超人的勇气和智慧，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设计了一个极妙的方案。
有一次，红军在贵州地区拘捕了一个出入于粤贵边境，专事鸦片贩卖的奸商。按照当时的规定，对于这样的奸商，红军是要严厉惩处的，于是奸商被关押起来。几天后，红军又抓了一个西装革履的港商，把他与鸦片商关在同一个拘留所。这位港商自称“杨涛”，并主动与鸦片商谈论生意场上的事情，一来二往，两人很快熟悉起来，还经常在一起低声商议。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港商带着鸦片商逃出了拘留所。这时，背后传来了一阵阵追捕的枪声和叫喊声，“杨涛”与鸦片商全然不顾地往前奔跑。不久，叫喊声、枪声也慢慢停息了下来，他们终于“甩开”了追捕的红军，脱离了“危险”。鸦片商对此真是千恩万谢，当他得知港商路途不熟时，便邀港商同行，一路上自然以礼相待。由于鸦片买卖是黑道上的事，鸦片商遂与港商行走于密道，由于鸦片商人地两熟，省却了许多麻烦。不过，碰上必须经过的封锁线时，遇上敌人盘问，他们又成了商人与哑巴伙计的关系，哑巴哇哇乱叫，敌人问不出什么名堂，只得放行。
就这样，他们翻山越岭，行走于羊肠小道之间，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了贵阳城。这个时而港商、时而哑巴伙计的“杨涛”，不是别人，正是接受中央特殊任务的潘汉年。潘汉年到贵阳后，按李维汉交代的联络办法，找到了中共贵州工委的地下党员秦天真，由秦指派蓝城护送潘汉年出贵阳，经独山、柳州、梧州，再搭轮船抵达广州，转赴香港。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精神，潘汉年赴港后立即写信给上海的潘渭年夫妇。没有几天即收到潘为年回信，得知他们安全。于是乘船北上，在潘渭年的联系下，潘汉年很快找到了临时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董维健和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他们都是在临时中央迁往苏区时奉命潜伏下来的。与潘汉年见面后，他们分别介绍了当时上海的形势，诉说了两个情况：一是中共上海局在1934年6月、10月和1935年2月先后三次遭受大破坏。1935年3月又成立了临时中央上海局，以维护白区工作并取得与各方面的联系；二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文斯）于1935年5月被捕，共产国际目前与临时上海局失去了联系。这种情况表明，上海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潘汉年继续留在此地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危险。经浦化人等提议，潘汉年暂时回香港，等候上海方面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后，才通知他回来。
于是，潘汉年又折回香港，专候上海方面的消息。再说陈云在潘汉年先行一步后，便拟定了一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下部队进行宣讲传达。此后，他又经历了二渡赤水，强夺乌江、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隘路险关，直至6月中旬，才离开长征队伍。他在中共四川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于是月底到达上海。
陈云抵沪后，即与潘渭年夫妇接上了关系，找到了浦化人等人，并通知潘汉年立即前来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潘汉年已经从老情报梅龚彬处了解到共产国际将于下半年召开代表大会，如果要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可以先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而陈云也设法找到了去苏联的途径。7月间，潘汉年与陈云在上海会合，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两人商议决定先后乘船经海参崴去莫斯科。8月5日，潘汉年派潘渭年护送陈云上船，同去的还有杨之华、陈潭秋等。8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乘坐苏联货轮“东方号”，按照同一条线路前往莫斯科。
从此，潘汉年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光彩耀眼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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