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来临之前，我从炊事班调到基建队翻修屋顶。我和电视台新闻部朝鲜族摄影记者小金是房顶和墙头上的小工，提着铁桶在掀掉了屋顶的墙头上来来往往给抹泥的大工们递泥浆。尽管小金拍起片子来得心应手，但当墙头小工时却总是笨拙地四脚着陆。看着他，我暗暗庆幸自己中学体育课的平衡木成绩还算优秀。
“纲举目张”是“文革”中用了多年的口号。说的是抓住正确路线的关键，其他工作就会带动起来。在“文革”众多的革命口号中，“纲举目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但并不是因为革命才记住了它。
为了改善伙食，夏天的休息日，不知谁出了个下河用拦网捕鱼的主意。“拦网”是鱼网的一种，形似排球网。网上部的总绳叫“纲”。“纲”的长度约与河面的宽度相当。“目”即网眼。网的高度近似河水的深度。
干校门外有一条不深的清水河。下水者人挨人一字排开，每个人举着拦网上的“纲”，在“李万能”的号令下，齐步往前推进。但是，我除亲身实践弄明白了为什么“纲”一举“目”就张的道理以外，从来没见捕到过任何鱼虾。
旁观者清。站在岸上的人们说：以如此大轰大嗡的人海战术，早把鱼吓跑了，能捕得到鱼才是咄咄怪事。
每到“纲举目张”的时候，我就想起小时候在曼谷落水的往事。当我在“纲举目张”的间隙似是而非学会在水里换上一口气的时候，已经秋凉，停止了“纲举目张”。从那以后，我就绝了这辈子学会游泳的指望。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使我的头脑变得十分简单。在干活以外，除了吃和睡的渴望，我没有任何需求。
农忙开始，我被派往大田班干活。三夏期间，我去翻场和跟车，一天吃五顿饭，至少工作十三、四小时，日出而作，日落并不息。
打下的粮食都曝晒在水泥场院上。翻场的时候，十几个人并排由西向东用铁锨把粮食推晒一遍，十分钟之后再由东向西推晒一遍，反反复复，干透为止。
我见缝插针，在场院东、西两头房荫下，各安置了一块破席头和烂砖头，翻晒粮食的十分钟间隙，我就地而卧，还真能睡得着。被吆喝起来翻场的时候，我迷迷糊糊跟着走到头，接着卧倒。
干校拉粮食用的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跟着空车去把收割完毕的麦捆从地里往回拉的时候，我居然还能只铺个麻袋，把草帽盖在脸上，挡住火辣辣的太阳，躺在车厢里睡上一觉。身下的铁皮晒得滚烫，虽然我像张烙在饼铛上的大饼，但困累之极，我已毫不在意。人类感官的舒适程度，有时不见得与物质水平的高低成正比。
晚上，汽灯通明。我忍着腰肌劳损的瘤疾，和大家一样，扛着一百多斤重的麻袋走上颤悠悠的独木跳板往粮仓里运粮食。幸好我支持不住之际，恰是麻袋扛完之时，否则，我怎么敢在那群体英雄主义的氛围中下火线？
“文革”中实话实说惹来的麻烦，使我一直心情压抑。但我仍未养成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习惯。干校以劳动为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在北京城简单许多，可有一次我仍因贪图自由，不随潮流而小惹非议，致使党小组长不得不找上门来向我问话。
在干校，白天忙于劳动，疲惫紧张，到了晚上仍不得安生。生活会、总结会、讲用会、小组会、全连会等等大小会议，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私人时间。在名目繁多的会议中，惟有星期四晚上的党课学习标榜“自由参加”。于是，我选择了“自由”。
当年，虽然申请入党是青年人追求进步的表现，但我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甚至从来没有过入党的愿望。这一不合潮流的举动，缘起我在“困难时期”因不安心工作而招致对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我自知已步入“落后分子”之列，党员的头衔从此与我绝缘，我再不会成为党的发展对象。
我对有些共产党员是尊敬的。一九八九年初夏之后，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回国前，我在华盛顿为他饯行时，彼此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我问起他当年为什么要入党的问题时，他仍是那样清晰地记得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的描述，动情地谈到了当年为摆脱中华民族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而献身的理想……我清楚地看到坐在我面前早年的一个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眼前的一个忧国忧民的老知识分子。我尊敬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共产党员。
六十年代初期，有些争取入党的青年，为了表现对组织的靠拢，要经常汇报思想，或找党员口头谈话，或写成“思想汇报”以文字表述。我并不否认他们内心向上的一面。在“思想汇报”中不断地剖析自己，甚至是过分地痛骂自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非议。但是，当我切切实实得知有的人时时要凭借打别人的“小报告”，来达到自己入党的目的，就不敢恭维了。那时，我对以这种方式“靠拢组织”颇感不屑，而标榜自己要“靠业务吃饭”。
“文革”开始，我当了“反革命”，所谓“入党问题”就更与我毫不相干了。
顾名思义，“党课学习”是专为那些争取入党的人士设立的，基于我自身的情况，不去参加党课学习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于是，每到党课学习的晚上，我与周塞英为伍，或洗衣服，或写信，或聊天，轻松自在。周塞英是当时全连除我以外惟一也不参加党课学习的一个。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一个头脑清晰、开朗敏捷、幽默健谈的姑娘。她的父亲周秋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一些国家的驻外大使。
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党小组长来找我谈话了。她说，我劳动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但我何以不参加党课学习。她还说，有的群众对此很有意见。
我知道她是奉命代表组织来找我问话的，但我与她谈得直来直去，因为我们平时私交不错。我说，我是在“文革”中“炮打”了中央文革的人，你跟我说实话，如果我申请入党了，你们敢要我吗？我不难为你，你可以不回答。可答案是什么，咱们都心照不宣。既然你们不敢要我，咱们干嘛彼此瞎耽误功夫呢？我还说，谁要求进步，好好学他自己的就完了，我不参加党课学习，我落后，碍着谁了？是不是自己不敢“自由”，瞧着我“自由”了，眼红啊？
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痛快的发泄。正因为党小组长与我平日私交很不错，我才敢如此口不择言。她听着我这段带有椰榆色彩的独白，可能很谅解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只是望着我笑笑，一言不发。以后，她似乎没有对任何人谈及过我的回话，还任我“自由”了下去，再也没来找我转达过别人的意见。
当我得意地向周塞英说起对党小组长的这段回话时，塞英说，也有人找她问话了，她的回答是：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能做到不招人讨厌就很不容易了，我没有太高的人生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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