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十年代初以来，我就干过一些原来难以想象的体力劳动。过团日去时传祥的清洁队掏大粪，粪捅在背后一晃荡，粪汤灌进脖子里的时候，我已练就了不露声色的功夫。时传祥为京城百姓背了一辈子粪桶，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由衷尊敬。可团支部书记却把粪汤灌进我脖子里也当成改造思想的手段而大肆鼓吹，实在做作。但在那早年“学雷锋”的社会潮流中，若提出实现厕所现代化可能显得十分不合时宜。
班长通知我执刀杀猪。那时，“男女都一样”和“妇女半边天”的口号叫得很响。我有些紧张，但二话没说就应承了下来。虽然“炮打”问题总像个鬼影子似地跟着我，对分配的任何工作我都不敢有任何异议，不过班长好像只是和全炊事班的男士一样，对我并无恶意，只是“寻开心”而已。
中学的动物课上，我曾执刀解剖过家兔、蚯蚓和癫蛤蚊。这对一般胆小的女同学来说有些勉为其难。课本上讲的是蛙科动物，因为青蛙难寻，教动物课的卜先生便用癫蛤蟆做了替身。对于学生们的疑问，他担心我们嫌癫蛤蟆恶心不肯动手，不予正面答复，只说那叫蟾蜍。待我将信将疑解剖完毕，卜先生才宣布蟾蜍俗称癫蛤蟆。
如今，我又从宰癫蛤蟆变成杀猪的了。我得把胆怯放在一边，好歹别出洋相才是。听说，三连就发生过杀猪不死的笑话：猪挣脱了捆绑，肚子上插着半截刀子嗷嗷叫着疯跑，全连的“臭老九”们百米冲刺般满场院狂追。三连是国际台的队伍，他们的成员尽是学外语的秀才。
一连几天，我只要见到杀过猪的“五·七战士”或来自农村的男士就虚心求教，终于从理论上熟知了杀猪诀窍。
星期天早晨，我如临大敌地来到杀猪现场。在我求教取经的过程中，星期天由我杀猪的消息已经传开。女屠夫在干校毕竟少见，那天来看热闹的人格外踊跃。
在准备开水、捆紧猪腿的时候，班长把屠刀交给了我。他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别紧张！”
猪被班长按着，侧卧在我的面前。事到如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握紧屠刀，看准取经时被告知的部位，然后把刀尖先向下刺入猪的上半身，待刀刃插进一半的时候，我又按照诀窍，把刀尖向斜上方推去。当只剩下刀柄时，我便把刀把转个九十度。求教取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最后还会有猪血流过我握着刀柄的手臂。当热乎乎的血水突然从三角刀口汹涌而出的时候，我着实毫无思想准备。班长及时对我大叫：“不要动，等血流光了再把刀抽出来。”就这样，当那只任我宰割的猪从头到尾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去了的时候，我仿佛置身迷雾之中。
在此生我这惟一的杀猪经历前后，我始终处于亢奋状态。自“炮打”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是以“批斗”对象的身份被人们围观注意。
我曾听说有的妇女和孩子不肯吃自家养大的鸡鸭，但我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吃起猪肉的时候却麻木不仁。我是不是有点“冷酷无情”？
在干校，一个“忆苦思甜”的笑话流传甚广：部队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贫农老大娘忆旧社会的苦。老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得台下的战士口号连天，悲愤无比。可听着听着部队首长就迫不及待地把老大娘请下了台。原来贫农老大娘忆的全是新社会“困难时期”挨饿的苦。
改善伙食前，总要吃一顿“忆苦饭”。炊事班没有麸子，我跟副班长带上架子车到对外部的三连去拉回了一车。麸子也叫麸皮，是麦子或其他粮食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喂猪用的。麸子兑上剁碎了的烂菜帮子蒸莱团子相当困难，因为缺乏黏性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吃“忆苦饭”的感觉就像吃锯末，难以下咽。“五·七战士”没人敢不吃“忆苦饭”，吃的时候都笑嘻嘻的，可心里想些什么只有自己知道了。
在春耕大忙之前，四岁的苗儿回了北京，由母亲照顾。
我曾有一对很好的邻居，夫妻俩都是小提琴手。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因为老二和老三是双胞胎，忙不过来，便将女儿老二留在了身边，把儿子老三送到了保定，请奶奶看管。七岁时，老三才回到北京上小学。那是一个喜欢种花的小男孩。他大大的眼睛，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非常可爱。后来，她的母亲有些伤感地告诉我，因为她没有条件亲自抚养老三，等七年后再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像看到别人的孩子似的，客观看到的尽是缺点。
在干校，大人忙于劳动，孩子们常常自己结伙追跑打闹。有一次，苗儿与其他大孩子在场院上玩耍，摔破了头。医务室没有麻药，为了救急，男护士小崔硬是没用麻药就给苗儿缝了两针。我只能流着眼泪抱紧了哭哑了嗓子的儿子，配合治疗。我是个爱孩子的母亲，可我无能为力。我替不了他。
我渴望亲手带大孩子，但我担心在干校自顾不暇的境遇中，对苗儿疏于照顾，再惹出更大的意外，不得不把抚养孩子的重担交给了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
人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类。无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环境如何，人们总得在命运赋予自己的小环境中生存，哪怕仅仅是活着。而且，人们还总会寻找到不同层次的娱乐方式。
打狗取乐，是先锋连个别男士热衷的游戏。
被打的对象是附近村子到干校食堂偷嘴的狗们。不知道狗们究竟偷吃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狗们怎么竟笨到总被人们逮到。每次，只要听见后富传来凄惨的狗叫和围观者的喧哗，我便知道又到了干校“武松”打狗的节目时间了。
狗们挨打的时间都是晚上。打狗的地点在食堂前面。打狗的方式是吊起来用扁担抽打。打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只是穷极无聊而已。所以，“武松”打狗，打病为止，他们生怕狗的主人找上门来，影响干校与老乡的关系，并不敢把狗打死。
“记吃不记打”是狗的特性。那些被打瘸了的狗们，将息几天，依然百折不挠，回来找打，“二进宫”者甚众。狗和人一样，也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类。
“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在打狗问题上并不适用。每当听见狗的哀嚎，“半边天”们便骂声不绝，骂“武松”们残忍，骂“武松”们缺乏人性，还多次到连部找指导员老周提意见，要求制止打狗。
老周一直是个业务人员，并不长于管人的差事。不知为什么，老周仅是态度和蔼地出面劝阻，并不强加干涉，好像只为给“半边天”们做个姿态而已。老周与打狗的“武松”，与所有电视台的成员，过去都是私交不错的同事。或许，他不愿意在仅仅一年的先锋连指导员任内，为了狗们而伤了人们的和气；或许，他对人们在干校单调的业余生活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或许，他不愿意对每个人业余时间的自由多加限制，尽管每个人业余爱好的档次大不相同。
“半边天”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直至深秋时节，天凉了，打狗的狂热才冷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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