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推动民兵建设，然而，由于当时整个形势是仍然在“反右倾”的错误轨道上滑行，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风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后不久，总参动员部汇总全国民兵的数字是二。四亿，其中基干民兵有〇。九亿。对这两个惊人数字，罗荣桓持怀疑态度。一九六〇年十月，他对傅秋涛明确说：这两个数字“不能完全相信，我看要打六折，里面一定有浮夸”。
一九六〇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开始恢复。在这一有利形势下，一九六一年四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作了三次指示，提出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他说：“主席提出‘全民皆兵’，这是一个战略口号，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形势下提出的。‘大办民兵师’也是主席提出的，是达到全民皆兵的一个具体措施，大办民兵师需要有个步骤才能作到。要大办，究竟怎样大办？弄到下边，既然是‘全民皆兵’，一上名册就行了。”又说，“全国民兵代表大会轰起来了”，“以后不到两个月就有二。四亿，数字是假的。我曾说过四六开的，有的地方是倒四六开。究竟民兵有多少，是个谜。”
他认为不应再把“全民皆兵”作为行动口号。他说：“我们不能天天喊‘全民皆兵’。你们的报告中还是强调全民皆兵。全民皆兵是我们的目的。不是现在马上就能够做到的……你天天‘全民皆兵’，下边就造假名册……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搞几亿民兵，特别是在没有民兵工作传统的新地区……”他没有将这句话说完，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县武装部搞几点，分区搞几点，省军区搞几点，大军区搞几点，把力量集中使用，分散了搞不出名堂来。”
罗荣桓主张，把那些充满水分的、不切实际的数字坚决改正过来。但有的干部思想不通。他们认为大办民兵师是毛主席的号召。民兵不占编制、不发军衣、不吃公粮，多搞点没什么。罗荣桓说：与其大而无当，不如搞一点实在的。对他们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为了把民兵的数字压下来，罗荣桓建议，提高参加民兵的年龄下限和降低参加民兵的年龄上限。根据他的建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五岁，女性公民压缩了一五岁，仅此一项民兵数量即减少了几千万。
自从主持民兵工作以后，罗荣桓就十分注意抓民兵工作的落实，要求抓重点，反对一般化、大呼隆的工作作风。在《中央军委关于民兵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民兵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区，工矿区，交通枢纽地区，边防地区和沿海重要岛屿。后来，罗荣桓对此又多次作了具体解释。
在城市中，他认为民兵工作应以工厂、学校为重点。他说：“城市民兵工作，主要是抓工厂、学校。工厂第一，学校第二，别的松一点也可以。”在工人民兵中，他又提出：“要以训练特种兵为主，要将航空、航海俱乐部的工作抓紧，要运用国防体协这个组织去推动工作，要多搞滑翔、跳伞、划船、舢舨活动、摩托车赛跑，无线电训练也要搞，这是我们的强大的后备力量。”对于机关、街道中的民兵，他认为不必强调。他说：“机关的民兵，国庆检阅、五一示威有点意义，不要强调，也不必取消。一般地轰，徒然费力气，分散了力量，不能总结经验，城市的街道也不要搞，麻烦得很。”
他认为，许多同志都有搞农村民兵工作的丰富经验，但对城市民兵工作，却是新问题。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老兵新传”，希望大家多总结城市民兵工作的经验。
罗荣桓关于全国民兵以城市等要害地区为重点，而城市又以工厂、学校为重点，在工厂民兵中又以训练特种兵为主的思想，减少了各地区由于实行“全民皆兵”乃一轰而起的大呼隆现象，从而使民兵工作能够比较落实。
为了抓落实，罗荣桓强调民兵工作要接受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服从生产，结合中心工作。
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在视察部队时说：“搞民兵工作必须紧紧掌握一条原则：在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下，结合中心去开展工作。”他又说：“省军区就是省委的军事部，省军区要给省委当好参谋。省军区、军分区政治部的工作要跟省委、地委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他明确指出：“学校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提高教学质量，工厂民兵工作主要是促进工业生产质量。学校和工厂的民兵工作，都要在不妨碍教学质量和工业质量的前提下去进行。”为了抓民兵工作的落实，他要求民兵训练的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业务。
一九六〇年四月，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期间，召开了民兵工作座谈会。罗荣桓在发言中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民兵训练问题。他说：“民兵训练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要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不要妨碍生产，不要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要结合国防体育，搞射击、滑翔、跳伞等比赛。学校可以利用暑假、寒假组织野营。机关、企业可以利用工间操的时间，搞一些小口径步枪瞄准，用假日打打靶……如果光等集中起来搞制式教练，那样味道就不大了……农村可以利用农闲的机会，在县以下搞一点集会，一年举行一两次。”对于有些人民武装部门训练民兵时机械搬用部队的一套，占用生产、工作和学习时间过多、过长，有的甚至让学校停课一周搞野营，罗荣桓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样下去，民兵工作是不会落实的，做不好的。”他说：“野营活动也要搞小型的，搞一天、半天、几十分钟都可以，这样既不影响生产、工作和学习，又不影响群众休息。总之，民兵训练的方式方法要生动活泼，要注意劳逸结合，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搞些有实际内容又与本行业务相结合的训练活动。”
罗荣桓坚决反对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六〇年，由于形势不稳定，有的地方干部群众关系比较紧张，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抢粮事件。有些干部就动用民兵来对待群众。对此，罗荣桓坚决反对。他说：“用民兵搞强迫命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抵制，坚决不执行……”“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是使用民兵、动用民兵，就是犯法。”
在这期间，在罗荣桓亲自领导下，民兵工作由于注意了重新认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并结合生产和工作，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因而民兵工作逐渐落实。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城市、边防、海岛等重点地区的民兵工作搞得比较扎实，从而为一九六二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为维持社会治安，为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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