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中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进而又提出“大跃进”。五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八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于是，便有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罗荣桓因为有病，没有参加上述各次会议，但是他十分关注这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那时，北京南面不远的徐水县，曾被称为“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九、十月间，成千上万的人涌到那里去参观学习。罗荣桓同贺龙、聂荣臻也结伴去了一趟。所到之处，他们看到村子里的街道打扫得很干净，墙上都粉刷了白灰，上面写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有其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白菜。
他们来到幼儿园，只见一群为了迎接参观而穿上新衣服的孩子面无表情地欢迎着一队队参观者。当人们问他们吃什么时，便异口同声、象背诵似地说：“吃饺子、烙饼。”
罗荣桓一行也参观了可以看出是临时凑成的、里面坐着几位老大爷、老太太的“敬老院”。房里尽管打扫得很干净，床上都铺了洁白的床单，然而，四面萧然，缺乏居家过日子的气氛。罗荣桓离开这里时，对聂荣臻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第二年六月，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徐水之行说：去年九月份以后，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也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得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养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
罗荣桓还和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天津胜芳参观了据说是亩产二十万斤的密植高产卫星田。他们来到这一块将几十亩水稻集中移栽来的田地跟前，弯下腰，用手杖捅一捅那密不透风的稻棵，仔细观看了地头上放着的一排鼓风机和拉起的电灯。罗荣桓问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为什么要用鼓风机吹？”公社书记答：“不吹，空气不流通，稻子就会腐烂。”罗荣桓点点头，又接着问：“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罗荣桓直率地说：“那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旁边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笑了一笑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
这场不讲科学、不讲客观经济规律的运动很快露出恶果。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从十一月到翌年六月，中共中央在郑州、武昌、南宁、上海等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其中，罗荣桓出席了于十一月底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他表示坚决拥护会议重申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方针。他曾多次同聂荣臻、贺龙等议论，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由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的“左”倾错误来势迅猛，严重破坏了生产。因此，一九五九年春荒时节，农村形势很糟，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这种情况反映到部队，便在干部战士中出现了大量的思想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当时，罗荣桓已专任政治学院院长，他便亲自动手，到学院去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做形势报告和讲话。从五月十八日到六月八日，他共讲了三次。
当时，毛泽东已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做法；但是，这都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在讲话中也是首先肯定跃进，然后再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他在六月五日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便首先说：“一九五八年肯定是跃进。”然后说：“但缺点也不少，教训是很大的。粮食七千五百亿斤，现在看来是不可靠的，没那么多，根据各省核实、上报的数字，大致有五千多亿斤。按照五千多亿斤粮，也不致象现在这样紧张。”
接着，他分析了粮食紧张的原因。他说：那时以为粮食过了关，放开肚皮吃饭，吃了五个月，大概吃了一千亿斤。六亿人口，多吃几口饭还不容易，有些地方就吃空了。本来就有虚报，再加上吃了五个月，还有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上山，到哪吃哪，秋收还未收好，如河南有五十％的粮食未收到手，所以即使全国有七千五百亿斤粮食也非紧张不可。
在谈到去年的教训时，针对浮夸风，罗荣桓讲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的地方，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所以毛主席说，要讲真话。”为什么会说假话呢？罗荣桓指出，“上面一要，下面强迫命令，再下面就弄虚作假。”他举了河南的例子，那里要求农民积多少吨肥料，搞不出来，农民只好挑黄土充数。
针对共产风，罗荣桓讲了所有制问题。他说：“农业方面基本是所有制问题，现在又恢复了自留地，小队、生产队都有部分所有制，基本恢复高级社一套。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
在六月八日政治学院速成系八、九、十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罗荣桓还联系到了历史上党内的“左”倾错误问题，他说：去年一听增产了多少倍，头脑就发热了。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头脑不要发热。过去王明、李立三他们看到革命力量有了发展，头脑一热，就搞全国暴动，结果白区损失一百％，苏区损失九十％。他认为，应当吸取历史教训，“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必须有科学分析的头脑”。
在一九五八年“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罗荣桓在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不赞成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同时也不赞成把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反“教条主义”的路线斗争，用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整人。
这一年五月间，以反“教条主义”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被错误批判的刘伯承（当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奉命进京，下榻于东交民巷八号四号楼，与罗荣桓比邻而居。罗荣桓立即前往问候，并与刘伯承亲切交谈。后来，刘伯承要求到大会发言，作自我批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高血压病复发。罗荣桓知道后，立即叫林月琴陪她去医院看病，同时让林转告汪，叫她告诉刘帅，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注意保重身体。有些事说一说就行了。这种事（指搞批判的政治运动）在我们这个党内是常会碰到的。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其中又以院校为重点，到处都在插红旗、拔白旗，政治学院也要反“教条主义”。
自从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在政治学院，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理论课程已经停课，全院唯一的一门课是社会主义教育，即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章节设置若干专题，结合学一点马列的语录和报刊有关文章。这种学习，内容主要是当时的一些实际问题，怎么谈得上教条主义呢？但是，全军院校“一刀切”，政治学院也得“反”。于是，“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对象。罗荣桓作为政治学院院长，立即出来说话，他亲自到政治学院了解情况，纠正了运动造成的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化解了这场“批判”。但是，这种内耗性的“斗争”仍没有完结。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在政治学院又围绕要不要在教学中“设置对立面”展开了争论。“设置对立面”，这也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口号。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插红旗、拔白旗”，批判“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一时间，这些“左”的口号风靡全国，压抑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些口号传到政治学院后，要不要在学员中“树立对立面”，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当时“左”的观点盛行的形势下，不赞成者有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的危险，最后问题提到了罗荣桓那里。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明确指出：“学习中间要提倡自由思想。不要怕，有什么想法就讲什么。自由思想、辩论，要提倡。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存在，哪个问题都有对立面。但不要为对立面而去找对立面，不要这样提，就是提倡自由思想。首先提找对立面，谁也怕当对立面。这顾虑要解除。提倡自由思想，精神就舒畅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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