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建总干部管理部开始，罗荣桓就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调配备干部，他总是要求按照任人唯贤的条件请各军区选调，并征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部长们的意见，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以及历史上各个大军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按照这样的要求，一九五一年总干部管理部从全军抽调了三万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工作部门，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要有联系群众、公道正派的作风。他指示总干部部，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他认为只有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听取干部的上级、同级、下级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才能对干部使用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对此，罗荣桓自己一贯身体力行。他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配备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领导干部时，他曾同许多干部作了谈话。这些干部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罗荣桓历来非常重视选拔新生力量。他说，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主要看干部的德才，看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个带方向性的问题。在他授意起草的总干部部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中，就批评了那种提拔干部只看何时入伍的论资排辈的现象，要求大胆破格地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而不要受资历的限制。
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罗荣桓的倡议下，又在抗美援朝中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向文化进军和政治理论教育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罗荣桓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解放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在旧社会，他们为了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绝大多数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化，但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八十％；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六十八％，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三十％。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一九五〇年六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罗荣桓紧紧抓住提高文化水平这一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一九五〇年，他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八月一日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全军。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保证工作。“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五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二百多所，速成中学六十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质保证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罗荣桓除了同聂荣臻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在他授意下，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九五一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罗荣桓对这种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当然，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工作单打一，只抓文化学习，以及过多地抽干部离职学习也有关系。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同时也要学会科学地安排工作。
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做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部队训练中心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祁建华总结出了速成识字法，能在大约一百五十课时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二千单字，受到群众的欢迎。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个经验。接着，速成写字教学法、速成写作教学法、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相继涌现，总政治部也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出文电，提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只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只搞突击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所谓联系实际，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罗荣桓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一九五三年底，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一九五三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八十％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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