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观礼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罗荣桓多次同杜谈了这一问题。他说：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去的部队，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人民军，做好群众工作。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语言不通，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罗荣桓对他说：“志愿军语言不通，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可以用挑水、扫地等行动去做，要通过广大指战员爱护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去做。这种行动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为了使指战员都能用实际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部队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而且是维护中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抗美援朝的同时，部队正逐步转入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农村开进城市，由住民房到进驻营房……正处于承先启后的转变时期，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罗荣桓和聂荣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对此，聂荣臻回忆道：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便累倒了，但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了能使高血压、心绞痛得到缓解，他每天坚持散步。他身体虚弱，且比较胖，走起路来步履沉重。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时，方法是在路上记住一个标志，一定要坚持走到那里才回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以后，他又带病工作，担子很重，经常到位于西皮市街（原址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的总政机关办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然而，他的病体毕竟经不起拚命般的操劳。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就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命报告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对此自然非常感激，同时，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仍然在带病坚持领导总政和总干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为了充分发扬他的助手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不致陷于忙乱的事务之中，罗荣桓大胆放手，让他周围的干部各司其职，请肖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请赖传珠、徐立清等管总干的日常工作，自己腾出时间来多考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当时肖华、赖传珠等凡遇重要的电报、文件，都送请罗荣桓审阅批示，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问题，就各自负责解决了。
§精简整编和组建领导机构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的工作千头万绪，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五十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太多，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四百万，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总政和总干，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和调配干部组建军兵种的重任。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肖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准备解甲归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的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
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解放军在原来的陆军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的领导机关及部队，需要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主要依靠解放军自己培训。因此，兴办各类军事学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培训师、团以上领导干部为目标，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了军事学院，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后勤学院，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了政治学院。为了培育高级军事工程人才，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干部，又先后成立了航空、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讯、测绘、军需、军械、军医、兽医等各级各类技术院校。无论是建立各级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还是兴办院校，关键都是要首先配备好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罗荣桓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及时就军队各领导机关和院校高级干部的升迁调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从而成为军委在“用干部”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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