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底，邢仁甫还是公开叛变投敌了。他由天津辗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洛阳。至于原来受他挟持留在岛上的电台工作人员和一些部队，都脱离其羁绊先后归队。等到邢仁甫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岛上时，岛上的人已经散了。最后，邢仁甫在天津投降日伪军，被委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天津时邢仁甫才被捕获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和清河区的领导，改善这两个地区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示：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地方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两区合并后，执行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坚持阵地、坚持斗争，掌握有利时机，打通各分区联系”的任务，原来两区的局面都逐渐走向好转。
※第十五章 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击破日军的重点主义
经过一九四三年的作战，到一九四四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渤海、鲁南地区已从极困难的形势下打开了局面，基本上改变了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鲁中、滨海、胶东地区也有了很大发展。一年来共解放了一。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已恢复并超过了一九四〇年的状况。
此时，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绵长，兵力严重缺乏，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已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在山东，日伪军于交通干线、战略支点和工矿资源区，共配置了四七处重点。为了力保这些重点，日伪军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即开始收缩兵力。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以东地区，日伪被迫放弃据点二百六十四个、碉堡三百五十三个。连同八路军用武力攻克的，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共收复日伪据点八百多个。在山东的日军还有二。五万人，比一九四三年初减少了五千多人，数量降低到抗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伪军却由于国民党部队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荣子恒等部先后投敌而大量增加。伪军多，是抗战时期山东的一个特点。后来，罗荣桓回忆道：“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的整个投降，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这是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①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自李仙洲入鲁失败后，仅剩下六万人左右，大小共二十一股（其中千人以上的十二股）。八路军对他们已取得了优势。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与敌人保持秘密的联系，配合日伪的“扫荡”，向八路军进攻；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中心，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他们所驻地区民穷财尽，群众对他们十分痛恨，反抗日益强烈。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罗荣桓及时向他们敲起了警钟。
①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一次，《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一百期的纪念会上，罗荣桓讲话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须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可以看出，这是经常在他脑际萦回的一个大问题。一九三九年，罗荣桓就提出要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阻止李仙洲部入鲁，以及以后发动一连串攻势，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科（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好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对人民的进攻准备好山东这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准备好强大的自卫武装力量。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四月五日来电亦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卫。”他说：“……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敌人，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主义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敌人有力量进攻正面①，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①指一九四四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
为了适应反重点主义斗争的需要，罗荣桓要求加强武装工作队的作用。他认为，新的斗争形势给武工队提出了新的任务，武工队要成为在敌占区内生息和发展力量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不仅要起战术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它的战略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了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规定了武工队今后的任务与斗争策略。
会议针对敌之重点主义，决定加强配备在铁路两侧、在大城市近郊、在矿山和各种资源地区活动的武工队。
会议提出，不能把武工队当作一般地方武装使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把对敌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一致对敌，继续巩固与大量发展伪军、伪组织中的进步势力和党的工作。在军事活动上，要提高对敌之兵站、仓库、经济团体、交通部门、重要机关等的破坏能力，敌人“扫荡”时，要主动地以自己特殊的活动打击敌人。作战时，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如袖中匕首、怀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
会议期间，罗荣桓到会讲话，对各地代表倍加勉励。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鲁中泰山第一武工队、鲁南峰（县）东武工队、滨海第四武工队、泰山区孙齐武工队、胶东南海第一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三八人。这些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创造了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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