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军十八旅团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陕甘宁边区再次受到严重威胁。陈光、罗荣桓决定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他们召集第三四三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干部举行作战会议，布置战斗任务。给决死二纵队第三团这支新部队分配的任务是看家，并向孝义方向警戒。随后陈光、罗荣桓即率第三四三旅把部队分散预伏在汾离公路的两侧，于十四日、十七日，分别在薛公岭、油房坪给敌人的运输补给部队以沉重的打击，又于十九日在王家池伏击敌人后撤部队。三战三捷，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六十余件，击毁汽车三十余辆。
胜利归来后，陈光兴高彩烈地招呼决死二纵队三团的干部去看缴获的大洋马。他对三团团长曹诚说：“想不到这一仗打得这么便宜。早知如此，应该把你们也带去锻炼锻炼。”
被打得气急败坏的敌军头目，在战地拣到一份写有第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材料，便立即写信给杨勇转一一五师司令官。信上说，他们不惯于在山地打游击，约八路军到汾阳县三泉镇西的南阳村会战。这封来势汹汹的挑战书，恰好暴露了敌人的虚弱和无能，说明八路军的拿手好戏——山地游击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三战三捷”刚结束，罗荣桓作为第一一五师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了中共扩大的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批判了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口号，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明了中共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具体变化的道路，再次强调了游击战争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罗荣桓在十月十七日下午的会议上作了发言。通过汇报第一一五师一年来的情况，他着重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另一个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罗荣桓在发言中介绍了第一一五师在午城、井沟战斗中，采用小部队，利用若干个有利的阵地，此起彼伏地连续打小仗，消灭敌人的情况。罗荣桓谈到，有一个排，为牵制敌人，在一个阵地上坚守了两个小时，然后悄悄转移阵地。向该阵地倾泻了二百多发炮弹的敌人竟未发觉。我军用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收到了伤亡小、歼敌多的战果。他说，在井沟战斗中，敌人死伤近五百人，我军伤亡不超过一百人。他用这些生动的战例，说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荣桓在发言中直率地谈到，由于部队改编时一度取消政治委员，缩小政治机关，没有建立党委会，加之一一五师政治部又在较长的时间单独行动，远离部队，而且有大批政工干部调到地方工作，因此，使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主义和贪污腐化的现象有所滋长。他汇报了一一五师到晋西以后，克服政治上的麻痹情绪，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他建议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基本教育，以及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使部队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向山东进军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曾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①
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五〇五页
“派兵去山东”，这是中共中央早有酝酿的战略设想。
山东，背靠中原，面临渤海、黄海，南接江淮，北迫平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十五。三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在山东沦陷之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牢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①、黑铁山②、鲁东③、徂徕山④、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到六七月间，已达四万人。后来，在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一支在没有八路军主力支持的情况下，由党领导广大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与发展起来的较大的武装力量。在这支抗日武装的控制下，初步开创了大大小小许多块抗日根据地。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开辟的，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和华中的一些抗日根据地。而山东却是由中共领导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开创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特点。
①位于胶东文登县东部
②位于长山、桓台、临淄交界处
③指昌邑、寿光地区
④在泰安市东南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杂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小股武装共达一五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起义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一九三八年四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由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第二营发展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第十二九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四八位干部发展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便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与此同时，中央和集总又决定调第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罗荣桓对此极为重视，他迅速抽调了一批干部随肖华前往。其中有补充团团长邓克明、政委符竹庭和第三四三旅政治部的周贯五、王辉球、王叙坤、刘贤权等共约一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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