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与主张很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或奔走相告，或写信发报，消息迅速传播到厦门、福州、广州、上海、港澳，乃至海外，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在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的同时，罗荣桓又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的组织分头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经过酝酿和协商，成立了闽南和漳州市的工农民主政府。在进行群众工作时，罗荣桓不仅和早在一九二九年就调到闽西地方工作的老战友蔡协民等重逢，而且又结识了占春、陶铸等新战友。罗荣桓逝世后，陶铸曾写下“漳城初见情犹昨，辽水重逢意更妍”的诗句，纪念他们在漳州的相识和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重逢、共同战斗的情谊。
五月一日，罗荣桓领导政治部在中山公园组织了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在漳州缴获的飞机也奉命起飞，在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撒传单。大会盛况空前，漳州的群众工作迅速达到了高潮。许多青年（其中包括从厦门赶来的），纷纷报名参军，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红军扩大了几千名新战士。
罗荣桓对这批新战士中的青年学生十分重视。他亲自同准备调到军团政治部的苏孝顺①等人谈话。当苏孝顺提出希望做军事工作时，罗荣桓尊重他的意见，将他分到军团司令部，而将苏精诚、李兆炳等分到政治部。罗荣桓称呼他们是文化人，经常问寒问暖，问他们是否吃得了苦，想不想家，鼓励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磨练自己。行军时，老干事们都是自己背背包。罗荣桓知道新同志一下子可能适应不了，便招呼他们把行李放到公用的牲口背上，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①一九四五年三月改名为苏静。
漳州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曾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刚进城的时候，有的部队对党的工商业政策理解不深，曾经错误地没收了一些民族资本家企业的财物。罗荣桓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决定由政治部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开会。在会上，罗荣桓说明了我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对有些单位错误没收工商业者的财物的作法作了自我批评，也说明了红军目前缺少经费的情况，希望工商业者自愿捐款。听了罗荣桓恳切的讲话，代表们都答应向各行业工商业者传达。以后，多数工商业者认了捐，政治部在市中心出了捐款者的红榜。
在漳州，政治部住的那栋楼房设备比较好，有电灯、电话、钢琴、钢丝床和全套的卫生设备。这些东西对于大多数同志讲，都是第一次见到。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那就太多了，比如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吃刨冰，第一次洗温泉……在这当中也难免出一点把肉松当烟丝、用电灯点火抽烟之类的洋相。碰到诸如上下水道、电灯、电影等大家没有见过的新奇的东西，罗荣桓便耐心向大家讲解其原理和用途；同时教育大家，在这繁华的城市，仍然要保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身教重于言教，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仍然和干部、战士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睡觉时还盖着他那一床已经没有毛的俄国毯子，吃饭时同在一个菜盆子里搛菜。
在物质生活十分菲薄的红军年代，炒一点辣椒或是买一点花生吃，对于罗荣桓来讲，便是最好的物质享受。不料，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青年团发起了一个“三不吃”运动，号召团员和青年群众不吃油粑粑，不吃纸烟，不吃辣椒。油粑粑和纸烟对于红军来说都是奢侈品，不吃是为了节约。而辣椒，虽然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据说有刺激性，吃了容易生疥疮，因此也在不吃之列。“三不吃”运动开展以后，伙房的菜里见不到辣椒了。勤务员王东保便找了一个香烟桶子，偷偷替罗荣桓炒了一点辣椒，让他下饭。时间不长，这个秘密便被青年团员们发现了，声言要将辣椒没收。王东保说：“这是给罗政委炒的。”青年团员们说：“给政委炒的也不行。”双方争吵起来。
罗荣桓知道后，对王东保说：“我虽然是成年人，但要支持团的活动，也要响应青年团的号召。”让小王把辣椒交了。辣椒吃不成了，买点花生吃便成了他唯一的享受。可是，他的身上经常是如杜甫的诗句所描绘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不过，罗荣桓一块光洋可不是留着看荷包用的，而是曾经救了他一命的纪念品，当然舍不得花。除此之外，他经常是一文不名。有时看到卖花生的，一掏荷包，一个铜板也没有。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便给他垫上。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大家一起吃。到发零用钱或分伙食尾子时，罗荣桓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帐。可他怎么也记不住究竟是借了谁多少铜板，只好把钱分成几堆，分给大家，说是还帐的。同志们谁也不承认曾经借给他钱，又退给他。这样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以买一只鸡炒了大家吃一顿完事。到头来他依旧是囊空如洗。到漳州后，又发了零用钱，与往常不同的是，罗荣桓竟没有还帐。难道他是看中了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商品了吗？不，他是想买书。
从少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上井冈山后，吃红米饭南瓜汤，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唯独没有书看却使他感到难以忍受。每逢打土豪，他都要去找书，找到什么看什么。有一次，找到一本《野人记》，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到了漳州，他岂能不逛书店？书店里的新书，动辄每本大洋一元，他买不起；但那旧书店里一两角钱一本的旧书，还是可以买一些看看的。他专门跑了一趟旧书店，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出门时笑眯眯地捧了一摞旧书。在路过芝山脚下毛泽东的住处时，他连忙进去，把书店的地址告诉给毛泽东。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自然更不放过这个机会，他很快便成了旧书店里的上宾。
漳州旖旎的风光，亚热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繁华的市容，这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在当时，红军还不具备长期占领这样一座城市的条件。六月初，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毛泽东决定立即撤兵，同时派人通知罗荣桓，所筹款子要全部上交中央有计划统配使用。罗荣桓立即照办。他领导政治部组织了闽西根据地各县成千上万十六七岁的少先队员到漳州参观，然后动员他们把包括两架飞机、二千多支枪、六门炮、二台车床、一台发电机在内的大量战利品秩序井然地搬运进根据地。这一批少先队员受到了锻炼和鼓舞，其中有部分人员参加了红军。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加紧推行其政治上反“右倾”，组织上“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毛泽东被调去做政府工作，随后又被撤销了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接着，在福建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①，发展到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又被错误地批判。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击和排挤。在第四次反“围剿”快要开始的时候，一军团也接到了调动罗荣桓工作的命令。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保持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①罗明，当时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苏区中央局错误发动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罗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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