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天气更热，山路也更加崎岖。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舌敝唇焦，嗓子里象是在冒烟。刚刚打了败仗之后的这种酷暑山地行军，显得更加令人燥热难耐。然而，这比起罗荣桓日后漫长征途上的艰险来说，又只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序曲罢了。
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一个农军士兵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看这两人很面熟，知道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
傍晚，队伍到达修水县桃树港宿营。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但是这两个家伙已经逃之夭夭。
丢了这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他后来经常提起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对他的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这是罗荣桓的自我解剖。毛泽东对这件事又有不同的评价。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接见林月琴，向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从秋收起义到文家市集结
罗荣桓、叶重开等率领农军继续东行。第二天清晨，到修水，余洒度从一团抽调了四五十名老兵作骨干，将这支农军编为师部特务连。由原警卫团的排长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罗荣桓仍沿袭在农军的职务，任党代表。
编队以后，师部给连里补充了一些武器。因为枪支少，罗荣桓领到了一口系了红缨的大刀。当他佩上大刀时，不禁莞尔一笑。去年在上海，侯绍裘曾建议他和张沈川进黄埔军校，但是被他们婉言谢绝了。想不到过了一年，他这个戴眼镜的大学生还是当了兵。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偶然性之中存在着必然性。俗话说，逼上梁山。面对着蒋介石、汪精卫的血腥屠杀，革命者怎能不拿起刀枪？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湖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正是反映了革命人民的要求，同时也给一切革命者指明了方向：推翻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的统治，要靠枪杆子。于是，罗荣桓就拿起了武器，而他参加并领导的通城暴动也就汇入了秋收起义的洪流。
罗荣桓当了兵。但是，部队里的一切对于他几乎都是新的课题。摆在他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是：究竟应当怎样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兵谭希林等请教。过去警卫团只有团里才有党代表，谭希林等处于基层，对于如何当好连队的党代表，也讲不出所以然来。不过，他们还是向罗荣桓介绍了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的一些优良作风。
他们告诉罗荣桓，卢团长是从叶挺独立团出来的，他的作风同其他军官有明显的不同。别的团长、营长，一般都有小伙房，吃饭讲究四菜一汤。卢团长却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号房子时，卢团长总是先尽部队，团部的住房往往比较差。卢团长从来不带卫士。有人曾向他建议，出门时带个把人，一来安全，二来办个什么事情也方便一些。可卢团长拒绝了，他说：“你们不都是我带的人吗？有什么事你们难道不帮我办吗？我生活在弟兄们中间，只要弟兄们安全了，我个人的安全又有什么问题呢？”卢团长对部队讲话，经常说：“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他平时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战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深得弟兄们的爱戴。
罗荣桓听了战友们的介绍，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一切事情他都走在前头，让大家照自己的样子做。所以大家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成为人民军队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开始了中国人民军队首创的连党代表的实践。
与罗荣桓到达修水几乎同时，全权负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会议，决定以暂编第一师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作为秋收起义的主力。第一团和第三团建制不变，另以安源工人纠察队及萍乡等地农民武装编为第二团。
按张家湾会议决定的起义计划，九月九日各路同时开始行动。第一团攻平江，第二团取萍乡、醴陵，第三团打浏阳。得手后，向西发展，然后以长沙工农起义为内应，相机夺取长沙。九月八日，卢德铭回到部队，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九月九日清晨，师部和第一团以第二营、第三营、第一营和师部的序列出发，十日占领朱溪，随即进入湖南平江，准备与当时驻扎在龙门的余洒度新近收编的夏斗寅残部邱国轩团合攻长寿街。
当罗荣桓、谭希林等率领特务连随师部到达龙门时，得悉邱部叛变，在金坪向第一团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师部听到先头部队在金坪失利的消息后，命令后续部队南下，去攻浏阳。这一带多崇山峻岭，这时已过中秋。山区的早晚，虽然有了凉意，可白天仍然非常懊热。山中草木丛生，蚊子大而多，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部队无医无药，病号也只好硬撑着行军。沿途村庄不多，人烟稀少，经常寻不到粮食，只好以南瓜充饥。有一些人吃不了这个苦，经不住失败的考验，一路上纷纷开小差。
罗荣桓走在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他除了和大家一样饥渴劳累之外，还加上眼神不好，看不清崎岖的山路，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不是被石头碰了脚趾头，就是崴了脚。但是，他顾不上这些，仍然坚持帮病号、帮掉队的战士背枪，鼓励他们坚持下去。这时，入党仅仅四个月的罗荣桓尽管已决心革命到底，可是，这一支小小的起义部队，在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究竟要到哪里落脚，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才能坚持下去，罗荣桓和大家一样，还心中无数。无论是他的模范作用还是苦口婆心的说服，都未能遏制开小差之风，而这也正是当时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许多干部十分焦虑的问题。
九月十七日，部队转移到铜鼓县排埠和浏阳县孙家段一带，与毛泽东和在东门市受挫的第三团会合。部队休整了一天，谭希林调往第一团第一营，特务连长由浏阳县工会主席朱建胜担任。因为当时尚未在连队建立党代表制度，罗荣桓改任师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部队到达文家市，与攻浏阳失利的第二团余部会合。起义部队原本有五千余人，仅师部和第一团便有二千多人，三个团先后受挫后，这时还剩下一千余人。特务连还剩下七八十人，随师部住进了文家市西头的里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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