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南大渠的修建，启发和推动了晋冀豫根据地军民治水抗灾的积极性，把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的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太行、太岳、冀南迅速掀起了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热潮。到1943年夏秋，抓住雨水充沛和根据地军事斗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军民共同奋战，水利工程的规模更大，质量更好，许多设施并已初见成效。这有力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生产渡荒和对敌斗争的信心，成为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转机。
一灾刚平，一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部队投入了虫口夺粮的战斗。各级指战员配合地方政府和群众，群策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蝗，有的组织剿蝗队，集中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扑杀，且多利用早晨露重蝗虫飞进不易的有利时机出动。
有的黑夜大张灯火，下设水缸水盆，引诱蝗虫飞扑灯火，落水而亡。有的在荒芜的田野里放置干柴禾，吸引蝗虫钻入避寒，然后火烧。更有的挖掘虫卵，断绝蝗虫的生长繁衍。军民协力灭蝗，捷报频传。一次军民出动3000余人捕杀蝗虫8.4万余斤。另一次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纵横十几里长的“封锁沟”里的虫尸，竟达7寸厚。挖卵灭种的工作也大见成效。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发布了挖1斤虫卵换1斤小米的奖励措施，动员了千家万户，老老少少一齐上阵灭蝗。
除了发展生产外，节约也是根据地党政军民抗灾救灾、渡过难关的一项重要措施。刘伯承身体力行，带头紧缩开支和节约粮食，掀起和推动了第一二九师上下的节约运动。
从1943年7月起，刘伯承、邓小平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所属部队必须坚决节食节用。粮食方面，基干军队由每日1斤半小米逐步减为1斤，地方武装由1斤1两减为15两（16两制），机关由1斤减为13两。普遍以野菜代粮，一日三餐以稀为主。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人每月1元5角到5元的津贴费，每个连队每月近百元的办公费，从10月开始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
刘伯承坚持在师司令部机关吃大灶，天天跟大家一起啃又黑又硬的“赛砖头”。这是一种用红高梁或豆面加野菜、树叶，混合后蒸成的菜馍馍。因其坚硬难咬，有人戏称它为“赛砖头”。刘伯承年过半百，身有多处创伤，又要为作战、工作日夜操劳，加上营养不足，脸颊日见消瘦。李达怕这样下去，会把他拖垮，就劝他：“你是一师之长，要是躺下了，对工作损失就太大了。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事业，你应该吃点好的，加强点营养，这是全师同志的心愿啊！”
刘伯承摇了摇头，诚挚地说：“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作用？可是，在这种时候，以身作则的作用就大了。你看我的身体不好，我的适应性可强呢。
我这个人哪，也怪得很，条件好，能过；条件差，也照样能过，我在四川时，打瞎了一只眼睛，头顶也受了伤，后来腿又受了伤。我这身上的血不知道换了几次。天晓得，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苏联学习时，整天面包、香肠、牛奶，回到上海，组织上千方百计地给我弄药。后来到了苏区，那里去弄补药，这不是也过来了吗！现在能吃到南瓜汤、菜馍馍，就蛮不错了嘛。我们还是不要一点特殊化。”①为了尽可能节约开支，日用品的消耗降到了最低限度。灯油比以前节省了三分之二。司令部有位参谋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白天多做事，夜晚少点灯。”刘伯承听了大为赞赏，指示宣扬、推广。他惜纸如金，笔记本仍沿用内战时期存下来的那种黑皮本，封皮是软的，纸张黑而粗糙，他已用到第5本了。文电用稿，他提倡一纸四用，即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写完一面，翻过来再用。连信封也是就地取材，用旧报纸糊，或用旧信封反过来再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师上下养成了节约的风气。
①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2页。
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晋冀豫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略反攻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五节 开创敌后武工队
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密不可分的两大环节。
晋冀豫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的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也把对敌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从1943年起，根据地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
刘伯承、邓小平不失时机，全面、深入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了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
晋冀豫根据地贯彻敌进我进方针，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发展的过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干会上。刘伯承作《党军建设报告》，就明确提出：“现在对‘囚笼’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处？现在就是敌进我进，打磨盘应摸敌人的屁股。”这就是说，针对异族侵略军的重兵“扫荡”，再不能光用敌进我退的老方针了，应改变为与敌对进，用深入敌后之敌后的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合围。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游击队深入敌人后方打破敌人“围剿”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编写《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又专门列出了“敌进我进”一项，并作了具体的说明：“如在根据地内无消灭敌人机会时，小部分部队应积极打击敌人，主力应迂回或转移至敌后积极活动，夺取敌据点，截断敌运输线，并趁敌归巢时打击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刘伯承总结了二月反“扫荡”的经验，再次提出要执行敌进我进方针，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浸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一方面则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盯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是把敌进我进方针又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包括了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敌斗争的内容，对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的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也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武工队工作。
方针既定，刘伯承、邓小平毫不松懈地抓好武工队的组织工作。他们拟定了关于武工队的组织及任务，作为组建和派遣武工队、小部队的依据。他们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集训队成员，是从各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并加上太行抗大六分校的毕业学员。集训队按工作区域划分成若干组。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各阶层的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通过必要的演习加以熟练，制订出行动计划。
参加集训的干部大多数对开展武工队工作是积极热情的，他们在第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的具体指导下，认真进行着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学习和训练。但部分人员认识上有偏差，有的担心光凭几支武工队在敌占区闹不出大名堂，况且孤悬敌后，处境险恶。有的认为在武工队里限制束缚太多，群众条件和后勤供给差，不如在正规军和根据地里干得痛快。刘伯承、邓小平多次来到集训队跟大家讲形势，讲武工队的作用和意义，讲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战术，帮助大家端正态度，提高信心，消除一些疑虑。
3月里的一天，刘伯承由赤岸村出发，专程赶到虎头山下的集训队，布置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集训队负责人向他简要汇报了集训情况，接着请他作指示。他开门见山地宣布：“你们要我来讲一讲武工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今天我就来讲几条原则，点点题，文章还是要靠你们去做。搞武工队是件新鲜事，经验要等你们去创造。”
“干武工队和干别的工作一样，必须明确工作任务、组织要求和工作方法，当然，我还要着重讲一讲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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