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简政的组织工作随之顺利开展。1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颁发了《一二九帅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同时，指示司令部下达了新的编制表。命令规定，要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与重叠机构，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文化水平较高的新战士，送考“抗大”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使其锻炼成有真才实学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
新编制表中，特地提出了精简整编的主要原则：一、调整编制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认真充实战斗连队，旅以上直属队与战斗部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七，团直属队与战斗人员为一比五；二、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与各级武委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三、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为了加强对精兵简政工作的领导，刘伯承、邓小平指示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按级成立了整编委员会。各级整编委员会普遍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动员，印发教材，召开座谈会和开展个别谈话，帮助干部战士解开思想疙瘩，教育他们认清精兵简政对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的意义。
从1月至5月，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一期精简，仅仅3个多月的时间，第一二九师和各军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就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在充实基层方面，按照编制表，正规军的每个班达到了9人以上，每连编9个班。员额由原来的5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凡够4个连的编为丙种团，够6个连的编为两营制的乙种团，够9个连的编为3营制的甲种团。第一二九师在太行、太岳两区的部队，共编成4个甲种团、7个乙种团、11个丙种团。保留了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决死第一旅的番号。在充实人员的同时，还统一调配了武器。各战斗单位的枪支口径较前统一，自动火器也较前集中。
在精简机关方面，除抽出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入战斗连队外，还采取了编并的办法。师直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太行各分区和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
5月以后，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北方局的统一部署，领导第一二九师进行了第二期精简。重点是进一步整编机关，改变机关庞大不适应频繁转战的状况。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了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的部门。作战与训练、侦察与情报、宣传与教育、统战与群众，纷纷合二为一。这样，一改过去领导机关层次多、会议多、公文繁缛的情形，使组织十分精干，行动更加灵便。
冀南军区处在平原斗争的特殊环境，精简工作略与山区不同。根据平原游击战争不便于大部队集中行动，而适合于小部队分散、灵活地机动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冀南军区在精简整编中，应坚持野战兵团地方化的方针。
在整编中，妥善处理了编余人员，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将来发展的需要。
太行、冀南两区共调出干部2000余名，一部分派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送延安、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同时将660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地方政府安置。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共安排了6000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即回原籍，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军人一般都转到民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
军队的精兵带动了地方简政。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根据民力负担对政府脱产人民的限额，规定了简政方案。精简中，贯彻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干部；多减事务人员，加强区对村的领导等原则。
对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进行了调整或合并，减少了机关，精干了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仅太行区在8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百分之三十八。
晋冀鲁豫根据地和第一二九师系统的精兵简政工作进行得普遍而彻底，取得了显著成效。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称赞晋冀鲁豫边区“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与边区政府负责人一起，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为打破日伪顽的经济封锁，克服解放区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而倡导的一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迅速发展生产的运动。1942年底毛泽东发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是解放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晋冀豫太行、太岳、冀南根据地，由于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生产运动是与抗灾救灾、生产渡荒结合进行的。
太行、太岳区山地起伏，水源奇缺，历来易闹旱灾，但象1942年和1943年那样持续两年的大旱，是多年所仅见的。
当1942年春旱情刚露头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就十分重视进行抗灾救灾，指示师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立即下达执行。
规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旅、军分区设指导和帮助春耕的组织，团设领导助耕的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为助耕小组，要做到不荒一亩地；
二、切实帮助群众警戒，解决牲口、农具等问题；
三、春耕期间停止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租不还等现象。
此外，规定还要求助耕部队必须做到：一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严守群众纪律；二不遗失损坏农具；三要创造助耕英雄；四要随时对群众宣传。
规定并下达了部队各级的生产指标：旅以上每人当年生产达到120元，团以下每人60元。
规定发布后，部队各级成立起助耕组织，组织指战员帮助群众抗旱春耕。
为了不违农时，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突击运肥送粪、构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不顾一臂残疾，坚持参加锄地。在他的带动下，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个个奋勇当先，百十号人一星期就整修好河滩地50多亩。春耕结束，第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跟群众一起整修了1000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1.9万多个的堤坝。
进入1943年，太行、太岳、冀南3个地区旱情更加严重，自春至夏未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干得寸草不生。
刘伯承、邓小平以更大的精力率领部队帮助群众生产渡荒。4月1日，他们令政治部发出“关于帮助群众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与民同命，战胜灾荒”。他们率先垂范，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包片开垦荒地。在驻地赤岸村旁的清漳河畔乱石滩上，移石填土，围堰打埂，浇水点种，硬是造出了一块5亩多的田地，并及时种上了玉米和蔬菜。
刘伯承、邓小平带头垦荒的模范行动传到各部队，指战员们群起响应。
他们纷纷奔向田间地头，帮助群众耕作。春夏两季，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多亩，其他出工5万多个。冀南军区部队在耕牛大批被敌人抢掠、民间畜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用人力拉犁耕地，帮助群众解决了燃眉之急。
秋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军民全力转到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的工程中，以从根本上加强根据地的抗灾和夺丰收的能力，争取经济和财政的全面好转，为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矗冀南军区部队协助群众堵筑河流缺口，培修残堤险岸，修复和开挖新旧河道，总长达934里，打井1万余眼。太岳军区仅第二军分区部队就帮助群众开渠40里，浇地4000亩。太行军区部队帮助群众修筑成了漳河三渠，共长37里，可灌溉土地9800余亩。
这漳河三渠，在上年冬就开始修筑了，太行区政府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灾民进行施工。其中位于赤岸村附近的“漳南大渠”，直接凝聚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心血。修渠方案，是他们会同有关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熬夜赶订出来的。随后，他们又会同地方政府，召开各种会议，研究确定了施工方案和经费问题。为了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们派人从石匠之乡——河南林县请来几十名打石好手。还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台测量仪器，指定师政治部两名懂行的干部用它专司测量。开工那天，刘伯承、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工地。邓小平对民工们当场宣布：“为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由部队发3斤小米。”这大大鼓舞了民工的劳动热情。刘伯承、邓小平拿起工具，加入了抬石头、垒石堰的行列。以后，他俩常常深入施工现场，边参加劳动，边解决各方面的难题。全长27里，途经8个村庄的“漳南大渠”修成后，清清的渠水流向田间，淌入村头。老百姓饮水不忘开渠人，满怀感激地称它为“将军渠”，以永久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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