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尔先生是一位思维敏捷、颇善言辞的军人。在美军服役期间，他靠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流利的口才，被擢升为上校并被派到中国。名义上是调停国共两党争端，实际他肩负军事、外交双重使命，为国民党政府出谋划策。此间，他得知刘伯承路过安阳前往新乡的消息，便急忙抓住这一机会，施展先发制人的外交手腕，企图率先敲开交通问题谈判的僵局。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先碰了个软钉子：等候一个小时。但考尔是个有耐性的使节，在六十分钟的冷板凳上，早就背熟了该用的外交辞令……
刚一会面，风度翩翩的考尔就堆着满脸笑容，对刘伯承发出问候：“How are you? Esteemed Gemeral！（尊敬的将军阁下，您好！）”
刘伯承以礼还礼，温和地笑了笑，一面伸过手，一面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考尔，高个子，约莫40岁左右，淡黄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狡黠。
“我是中国人的朋友，当然也是贵军的朋友。”考尔彬彬有礼地献殷勤道：“久闻刘将军威名，今天特以朋友的身份前来拜访。”
“欢迎。我们中国人是极重交情的，对真正的朋友都是以礼相待。”刘伯承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说。
考尔目睹刘伯承的大将风采，联想起上党、平汉两役国民党军被歼5万余人的战绩，和眼前这不冷不热的答问，心中不由得一阵发怵。因为，在华盛顿军方看来，曾经使日本人闻风丧胆的刘伯承，自上党、平汉交手之后，已被美蒋中人视为难以制服的“中原之虎”。然而，考尔毕竟是考尔。他一面打着手势，一面夸夸其谈，颂扬刘伯承是“抗日名将”、“闻名的军事家”等等。
可惜，刘伯承对此反应冷淡，毫无兴趣。考尔一看自己的独角戏唱不起来，自知没趣，便狡猾地转换话题：“听说刘将军一路骑马到了安阳，旅途十分辛苦啊。”
“嘿嘿，”刘伯承风趣地说：“骑半天马就到安阳，算啥子辛苦？我这二十多年差不多都是在马背上过日子。”
考尔斜瞟了对方一眼，借题发挥道：“要是改坐火车，到安阳就方便多了”。说时，自信地掸了掸手中的烟灰，道：“现代文明与古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交通。在我们美国，铁路是极普通的交通工具。如今，飞机和小汽车对我们更为方便。”
刘伯承微笑着说：“考尔先生的话不无道理。现代交通确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可惜，近百年来，我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交通十分落后。其中的原因，想必先生略知一二。”
“当然当然，”考尔应诺道：“贵国与我们美国不同，贵国刚刚经历战争嘛。我衷心希望贵国交通发达，这样各地的物资可以交流，民众也便于往来呀。”
“谢谢考尔先生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要请先生注意一个现实：中国面临着战争！”刘伯承用手往上推了推眼镜，加重语气道。
考尔自以为对方已为其花言巧语所打动，便继续说道：“对！对！中国需要和平。我就是为和平而来的。我们希望国共两党的朋友实现和平，恢复交通。想必刘将军会赞同我们的建议。”
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正是为了和平，我们才同国民党谈判的。当然，恢复交通与实现和平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极了！对极了！应该尽快恢复交通，修复平汉路。”考尔自以为得计地附和着。
“可惜，考尔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刘伯承莞尔一笑，认真地指出：“目前，恢复交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现在恢复交通，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考尔先生想必明白：铁路固然可以很快地输送旅客、物资，但也可以用来运兵，运枪、炮、子弹！”
“当然！当然！……”
刘伯承逼视对方，一板一眼地说：“暂时截断交通，是人民要求和平的举动。如果现在恢复交通，有人就会加快运兵，运枪炮弹药，就会加快战争的到来！”
考尔慌忙插嘴道：“不会，不会……”
刘伯承用质问的语气问道：“考尔先生和美国政府能保证国民党不运兵进攻解放区吗？！要是这样，我肯定华北人民是会同意恢复交通的。考尔先生，你说呢？”
“NO！NO！（不！不！）”考尔一面掏出手绢抹嘴，一面自我解嘲地说：“我的职责是调解交通问题，停战问题由新乡谈判小组负责……”
刘伯承站起来，客气地笑了笑，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到新乡再会吧。”
的确，谈交通斗争，考尔先生还嫩了点。早在抗日时期刘伯承就对中国的交通斗争，有过深入的研究，因为交通战是中日双方相持阶段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自侵华以后，日军就把“宝”押在交通线上，狂妄地宣称：“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日军以平汉、正太等铁路作为大运兵线，以公路作为小运兵线，沿途修筑据点作为兵站，一步步“蚕食’哗北，并进而深入腹地，妄图灭亡中国。
为了保障铁路、公路的畅通，日军费尽心机，强迫民众修筑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单是平汉铁路边沿，就重重叠叠修筑了三道封锁线。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日寇沿铁路挖了四道至六道护路沟，又以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两路之间，还加设鹿寨与木栅，并筑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至十里就构筑一堡，派日伪军守备。各碉堡之间，每隔近百米修筑一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便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和传递签名票单。如发现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及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检查。日寇还在沿路的电线杆上张挂明灯，在路旁修筑围沟、围墙、埋设地雷等。特别是在接近抗日区地境，筑成了百多里长的封锁墙沟。在占领区内日寇推行法西斯的“治安肃正”，把铁路、公路称为“治安”路，将公路扩张为“王”字形“田”字形，强迫群众为其修路、护路，企图将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
所以，抗日战争一开始，交通斗争就十分激烈、十分残酷。对于交通斗争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刘伯承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敌我在相持阶段的交通斗争，是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所谓交通斗争，简单说来，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以求畅通我之交通，斩断敌人交通。反之，在敌人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抓住敌之背后补给线活动，破坏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军火无法补给，也无法继续‘扫荡’，实属有战役意义的。……锅中加水，不如炉内抽薪。要使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制身的现象。”
对交通斗争问题，当时在抗日队伍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不到日寇强化交通，残暴地推行殖民统治的严重性。有的虽然看到了日寇利用交通线扫荡抗日根据地，企图灭亡中国的局面，但又看不到游击队开展破击战的巨大作用，认为破路没有多大用处。有的则在严酷的斗争面前，犯了急躁情绪，采用正面“挡仗”的办法；专和优势装备的敌人硬拚、硬碰……为了教育部队认识交通斗争的严重性，认清破坏敌人交通的战役意义，把开展交通斗争当作争取战略优势的主要手段，刘伯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象而深刻地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交通的依赖性，和我们开展交通斗争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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