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将军鼓励他说：“高先生如果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大搏斗的紧要关头，能高举义旗，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将比宁都起义、五原誓师的意义更为深远”。
高树勋将军听了李达参谋长的一席话，异常兴奋和激动，当即表示：“10月30日宣布起义！”
高将军的义举，得到人民的高度评价。正如前面毛泽东、朱德的电文所说：“凡属血气之士，莫不拥护”。
凡与人民为敌，为蒋某人卖命的，则前途就不美妙了。
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早市起义后，同时电话通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说明他要率新八军与共产党的军队联合，共同反讨蒋介石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的行径，主张和平民主，并要求马也脱离国民党，站在人民一边。马法五接到电话后，惊慌失措。高将军的这一行动，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参加平汉战役的我军指战员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于是，战役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天下午，刘邓司令部接到南集团陈锡联的报告：“敌人一部正在核心阵地以南一些村庄构筑工事，有些部队正在调动，慌乱异常。”
刘伯承果断地说：
“敌人要乱，我们要争取主动”。
刘伯承立即走到地图前，提出了歼敌计划：“以一纵、三纵主力，黄昏开始隐蔽运动，先敌南移到漳河以北敌军退路，以二纵从正北面向南压，待敌人脱离筑城地带，对敌人来一个向心钳击和猛烈兜击，侧重击其首脑机关，侧重击其部署体系，各个歼灭。以总预备队在漳河北岸构筑据点，以拦阻敌退路，并布置漳河南岸的侧击，以横截敌援军三十二军。”
夜深了，但枪声、炮声、喊杀声却愈响愈激烈。敌三十军鲁崇义部的六十七师退到西王槽至冢王之线占领掩护阵地后，其主力马法五部随即于31日拂晓前，采取逐村掩护的战法向南突围。当敌脱离主阵地后，杨得志的一纵从东面，陈锡联的三纵从西面，分多路向突围之敌实施扇击。二纵及冀南军区部队在陈再道、秦基伟指挥下由北向南跟踪追击，而杨勇、张廷发部则前出漳河南北进行兜击。当日下午，马法五率部1万余人，窜至前后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被我包围，据守村落顽抗。
这时，被我隔在洞河南岸的敌后续部队三十二军，为解马法五之围，以主力向我伸入漳河南岸的独立支队阵地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指战员们为确保全歼马法五部而顽强坚守着阵地，将敌阻于漳河以南。
在峰峰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
邓小平政委分析了战况之后说：“要迅速打开局面。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绝不能让敌三十二军加上来”。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刘伯承司令员接着说：“五个手指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要集中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先解决马法五的长官部！”
部队经过周密侦察得知马法五的长官部在前旗杆樟。
黄昏时分我军对马的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
一纵主力从东，二纵主力一部从北猛攻前旗杆樟；三纵主力从西，二纵主力从北进攻东西玉槽。敌人拼死顽抗，我军指战员则英勇向前，战况激烈异常，整个战场一片火海。我党我军的许多优秀战士、干部，流尽自己最后一滴热血，但勇士们前仆后继，越战越勇，战至11月1日夜，我军突入马法五长官部，敌人失去指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我东西南北各路人马，奋起围追堵截溃逃之敌。
此时，敌人的队形已混乱不堪，互相践踏，争相逃命，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战到11月2日午前，敌人除少数逃跑外，全部被歼。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长官部参谋长宋肯堂。
在我军阻击下，石家庄和安阳出援的敌军听到马法五被全歼，也闻风撤退了。
至此，历时10余天的平汉战役胜利结束。敌部23000余人被歼。平汉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也进一步促成晋冀鲁豫我军从打游击战为主到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从而发展成一支能够打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
这次蒋介石派了两个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军零一个纵队，在其他各路进犯军配合下，沿战略要线平汉路大举进攻，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到达邯郸，反而遭到两个军全军覆没，一个军零一个纵队举行战场起义的致命打击。
蒋某人的邯郸梦就这样破灭了。
【23.一位国军将领的心里话：
“败在刘伯承手下，值！我算服了。”】
有人将战争时期的生活，比喻成一首变奏曲：时而激昂高亢，时而婉转悠扬。时而如狂风骤雨，时而转日丽风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地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打中有停，停中有打。不论是停是打，始终也没有平静过。
这不，刘伯承正在总结平汉战役胜利经验的时候，又接到谈判的任务。出面调停的是美国人，跟蒋某人配合著演“双簧”。中国的事就这样，太急了不行，还得坐下来谈，没脾气。
这天一早，刘伯承司令员带着谈判小组风尘仆仆来到河南安阳，准备前往新乡参加谈判。他们在招待所刚刚安置停当，门外就有人来通报：“美方交通小组组长考尔上校求见！”
交际处长李新农得到消息后，马上进屋向司令员报告。刘伯承放下手中的书本，从容地说：“哦，来得好快啊。”转身问交际处长：“新农同志，你看考尔先生来意如何？”
“对方说是礼节性拜访”，李处长一边思忖，一边回答道：“我看是来者不善，夜猫子进宅——没好事。美国人给老蒋撑腰，发动内战，在上党、邯郸吃了败仗，这回肯定是为平汉路交通而来。”
“嗯，”刘伯承点点头，表示赞同地说：“日本人投降以后，美国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看到，跟共产党来硬的行不通，又想来软的一套。考尔先生肯定是为交通问题来的，他们比蒋介石还着急哩。”
李处长接茬说：“司令员说得很对。最近军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移到新乡谈判，主要也是交通问题；现在考尔匆来访，也是打铁路的主意。”
刘伯承走到窗前，向远处眺望，颇有感慨地说：“现代战争，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抗战中，我军扼住各路交通，日本人就寸步难行。现在，从辉县到邢台以北的大段铁路，已被我军切割、分裂，铁轨被扒掉，火车头被卸开，成了一堆废铁。平汉线交通一断，就好比断了老蒋的血管、气管，美国老板当然着急啦。”
“我们要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决不恢复交通。”李处长干脆地说，“是不是回绝考尔？”
刘伯承摆摆手说：“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但在策略上要讲究斗争艺术。如今，蒋介石在高唱和平，美国人又装出调解的模样，所以我们在态度上要加以区别，言辞上加以注意。总之，不能让他们捞到什么油水。”讲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说道：“你告诉考尔先生，一小时以后，我可以见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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