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对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是十分尊重、十分敬佩的。早在留学苏联时，他就明确表示过对井冈山的向往。同样，毛泽东、朱德对刘伯承也是信赖的。远在1929年中央准备调毛泽东、朱德去担负领导工作时，毛泽东、朱德曾明确表示，如调朱、毛，请派刘伯承、恽代英来主持红军。虽然此事未能实现，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来了一个外国顾问，情形就复杂了。
1933年秋，蒋介石在前几次“围剿”失败后，从各方面总结教训，为新的“围剿”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在筹集资金方面，蒋介石废止作为国家金融基础的银圆流通，聚敛中央银行的银圆，代之以很快就贬值的纸币，大肆搜刮民财。同时，蒋介石还摇尾乞怜，向各帝国主义列强乞讨高额贷款。美国在短期内接连两次贷款，金额高达九千万美金。英国贷款二千五百万英镑。法国贷款四千万金法郎。德国贷款四千万马克。各帝国主义还用最现代的武器装备——新式大炮、装甲车、速射武器、通讯设备，以及修筑道路和构筑堡垒的技术设施装备蒋军。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从各帝国主义国家请来几百名军事顾问，他们有的坐镇南京出谋划策，有的在庐山训练团培训“围剿”战骨干。有的窜到国民党军各师、旅司令部，参与指挥“围剿”作战。如德国著名将领塞克特、法尔肯豪森、韦策尔、克里伯尔，美国空军军官林德伯格等等。
1933年10月间，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空前猛烈的进攻，其中直接用于进剿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到五十万人。鉴于前几次（围剿”受挫的教训，蒋介石更加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吸取各帝国主义的反动经验，制定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我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红军方面来说，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已扩大到八万余人，赤卫队武器也有很大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而且，红军通过四次反“围剿”作战，积累了较丰富的战争经验。如果有正确的军事路线作指导，英勇的中国红军便有可能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但令人失望的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特别是在1933年10月，共产国际的一位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遂使反“围剿”战争出现了更复杂、更严重的局面。
这位军事顾问名叫奥托·布劳恩，到中国后化名李德。他原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德军同沙皇俄国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当了俄国的俘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苏联红军，因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1932年春，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比刘伯承晚两期）毕业。由于李德学习成绩优异，又通晓俄、德、英文，便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据李德自己回忆，他到东方的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应该公正地说，共产国际的本意是为着指导和帮助中国革命。李德来华的初衷也是善意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对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采取了热情欢迎的态度。当李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很快为他选配了两名出色的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两位同志多年在莫斯科留学，俄文基础是红军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方面也都是内行。伍修权负责作战方面和李德出席中央各种会议时的翻译；王智涛则负责军事训练方面的翻译。伍修权曾在《我的历程》一书中写道：
“刘总参谋长告诉我，共产国际派到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已经到了瑞金。中央决定，调我去为他作翻译。刘总参谋长说我的俄文比较好，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他对工作又作了具体的交待，在保密问题上当时说得很严格，其实以后要求并没有那么严。当地军民群众都知道李德，我们也可以和别人接触。刘伯承同志向我交待后，又亲自领我和李德见了面，为我作了引见和介绍。这时李德已换上了我们红军服装，样子很严肃。当时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帮助我们革命，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开始对他还是很尊敬的。”
李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的确是神采飞扬，踌躇满志。这位普鲁士骄子是想通过帮助中国革命，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华。
他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立即与“左”倾路线领导者拉在一起。据李德自己口忆，他到达瑞金首府的当天晚上，博古和洛甫立即去拜访了他。“博古和洛南向我简明地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我们还完全一致地明确规定，我对政治领导不进行任何干涉。”
由于李德一脚陷入“左”倾路线的深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导演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悲剧。因为“左”倾路线领导者，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从实际出发运用外国经验，努力发展革命游击战的主张，早就表示不满，对主持总参谋部的刘伯承更嫌其碍手碍脚。但是，“左”倾领导者们对军事完全外行，自己无能力指挥作战，不敢贸然排挤掉刘伯承。此时，当李德这个真正的“洋包子”来到之后，“左”倾领导者便认为在政治上有了后台，军事上有了靠山，慢慢就把刘伯承撇在一边，将红军总参谋长架空起来。
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后，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却下车伊始。乱发议论。他不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是一味地把欧洲军事课本上对战争的处理办法，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央苏区，进行瞎指挥。时为临时中央总书记的博古，拱手将指挥大权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博古的支持，便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在作战方针上，他们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跟强大的敌人硬拼，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鼓吹“御敌国门之外”。在作战指挥上，李德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他独自一人躲在“独立房子”里，凭着几张地图比比划划，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多是一些经年已久的草图，与实地情形误差较大。但他只凭比例尺量图上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结果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这些本来是李德的瞎指挥造成的，但他根本不承担责任，反倒随意训斥和处分别人，甚至粗野地辱骂红军指战员。上自朱总司令、下到一般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几乎都被他无理训斥过。
在军队组成上，他盲目强调出身成份，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顾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李德还想当然地提出，红军司令部的参谋，全部要换上成份好的大学生。刘伯承回答说：“我的天哪，你让我到哪里去找啊？”由此可见，李德脱离实际已经达到何等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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