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德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的情形，伍修权曾有以下的描述：“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根据情况重要性的程度，有的由周副主席自行处理，有的重大问题则由他提交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然后仍由周恩来同志负责组织付诸实行。当时的中央领导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军委去。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伍修权在回忆中还说：“李德在担任我党军事顾问时，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当时适逢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顶峰，李德同他们倒是气味相投，配合得非常默契。那时李德就是同博古谈得来，他们谈话不用翻译，我们在另一屋听得很清楚，两人有说有笑，亲热得很。博古当时是临时中央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总书记的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正如中国古代成语所说的，‘相得益彰’。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他们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排斥了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主张，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人呆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
当时，朱德、周恩来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样军委的总参谋部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在决定红军命运的紧要关头，在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面前，刘伯承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出来说话。然而，王明路线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谁要公开维护正确路线，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此之前，刘伯承的多次提议，均被李德无理否决，甚至还遭到挖苦和讥讽。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既要从政治上对革命的成败负责，又得在组织上被迫受“左”倾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甚至要违心地服从命令，这正是他的为难之处。若干年后，刘伯承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深有感慨地说：“那时候李德自以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同‘左’倾路线领导人抱在一起，在军事上以内行自居，在地图上比比划划来指挥战争，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为了同李德进行斗争，真是伤透了脑筋呀，我的头部本来就负过重伤，从那以后脑病时常发作，疼痛不已。”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坚持以笔作武器，在戎马倥偬中一边写作，一边翻译，积极宣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戳穿军事教条主义的“西洋景”。此间，他选译了苏联红军的权威性著作《合同战术》中的有关章节，篇名为《任丹吉在（合同战术）上所述袭敌后方的“穿袭”和游击队动作》。这篇译文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当时苏联红军所面临的情况和任务不同，游击战不占主导地位，有关的论著也比较少。但为了找到某些根据，论证中国游击战的合法性、必要性，刘伯承有意找出苏军野战条令的旧版本，专门从中挑选有关章节，译出《苏联旧野外条令的游击队动作》，其笔锋所至，处处显示出译者坚持实事求是，为我所用的思想光彩。他在译者前言中，旗帜鲜明地写道：
“苏联现行的《野外条令》没有‘游击队动作’，而旧的则有之。我们为要供给游击队军事动作的参考并补充前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起见，特把它翻译出来。不过它是单纯军事动作，且与我们所处环境有些不同，还望读者在实际动作中灵活地运用。”
显然，刘伯承介绍苏联红军关于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红军指挥员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了解斗争形势与历史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译文，人们可以看到，正规的苏联红军尚且重视游击战争，研究游击战争，说明游击战争是一种正确的斗争形式，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早在1906年列宁就发表过《游击战争》的长篇论文，阐述游击战争的产生与发展，批评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游击战争的错误论调。刘伯承的这些译文，不仅对“左”倾领导者否定游击战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而且对于帮助红军战士了解游击战争的“合法性”，也是很有益处的。可是，掌握了大权的“左”倾路线领导者，根本听不进刘伯承的正确意见，他们对这些军事译文视而不见，而且一意孤行，拿着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去和装备优势、兵力众多的敌人硬拼，搞所谓“短促突击”的新战术。
刘伯承的主张是我党游击战思想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得到党内许多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的赞成。
自然，李德等人对刘伯承借题发挥的译作和论文相当敏感。认为刘伯承是同上边唱“反调”，是对军事顾问的冒犯。但刘伯承译之有据，论之有理，他们又难以正面反驳。
然而，“左”倾路线领导者对这些是不能容忍的。李德颐指气使地告知中央军委，说他要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特”见解，以统一红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嘱咐总参谋部替他取一个雅致的中国笔名。想不到，转来转去，取笔名的差事又派到刘伯承身上。刘伯承素来气量大，又机智诙谐，便应承下来。他先让年轻的参谋们计议了一番，大家一时未拿出妥当的方案。后来，刘伯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就叫‘华夫’罢。”
参谋们忙问：“华夫”这两个字作何解释。刘伯承幽默地说：“这位顾问先生，最近不是要娶肖月华同志做妻子么？！”
“是的。”参谋们不无愤懑地说：“这个顾问真不带劲，到江西来才几天？！每天有鱼有肉有蛋吃，每月好几条‘白金龙’的锡纸香烟，还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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