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样一些情况，人们当然可以指责迪安·艾奇逊的讲话时机（一九五〇年一月）不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朝鲜排除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南朝鲜军队力量薄弱，美国政府又受到本国民众要求将全部美军撤回国内的强大压力。这些情况苏联人当然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艾奇逊这种我们无意防守朝鲜的明显表示是丝毫也无助于动摇敌人采取行动的决心的。将朝鲜划在我们的防御圈之外并非迪安·艾奇逊所发明，亦非杜鲁门政府所独创。早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海、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和斯帕茨）曾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进行过研究，最后向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这样写道：“……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保持目前在朝鲜的军队和基地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无怪乎这四位军事上的权威人物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看法会获得总统的同意。
一九四九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分别接受两名记者的采访，首先是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尔后是亚利桑那州《明星日报》记者沃尔特·马修斯。据报道，麦克阿瑟将军在接见记者时曾勾划了一个显然把福摩萨〔译者注：台湾，下同〕排除在外的防御圈。这件事并未引起特别的哄动，因为，我们的军事当局认为，福摩萨不日落入中共之手几乎是必定无疑。美国有关远东问题的应急计划也没有将朝鲜或福摩萨的防御考虑进去。究竟采取何种口径来弥补福摩萨沦陷后给美国威信造成的损失，当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向各驻外使领馆发出简要指示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群情激昂，强烈要求美国保卫这个岛屿。但是，没有人提出动议要求改变我们的对韩政策。显然，对朝鲜采取的传统“勾销”政策依然在起着作用。
如何解释我们在情报的理解上所犯的大错，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对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总动员并补充了数千名应征入伍者，北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增长了一倍。同时，我们也了解自己的弱点。其实，一九四七年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就不断就威胁着远东的各种危险情况发出过警告，并且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部队的实力。然而，当时政府正处于要求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之下，因而三军各兵种都“挨了手术刀”。海军的战斗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以及进行水雷战的各种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
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队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
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已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
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部事实材料”。但是，这并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发动突袭的前六天，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用政治手段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认为，问题很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很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
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这支军队的步兵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一批美军战术部队却正在撤离南朝鲜。直到七月份，边界才恢复到原先的态势。就在同一月，三八线以南的开城遭到北朝鲜步兵和炮兵的攻击。后来在八月份，瓮津半岛再度遭受入侵，经过激战，北朝鲜人终于被赶了回去。一九五〇年五月，开城再次遭到北朝鲜炮火的猛烈袭击。此时，我们自己却正在飞快地撤离南朝鲜。
不过，决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军事当局乃至政府当局都一致要求从朝鲜撤军，或者对那个不幸国家的事务只愿看光明的一面。早在一九四八年，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人的观点是，朝鲜“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任何在朝鲜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布菜德雷认识到北朝鲜人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因而建议，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侵略行动，则应迅速疏散美国侨民，并且毫不迟疑地向联合国安理会说明事实真相。他还极力主张，在我战斗部队撒离之前，应重新分析朝鲜局势。布莱德雷的观点遭到了否决。
此外，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中的一名高级军官约翰·贝尔德上校也曾独自一人提出过警告。他对当时刚刚任命为驻朝大使的约翰说，南朝鲜军队所用武器装备的类型与质量不足以保证维持边界的现状。他报告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韩国军队在火力上也让北朝鲜军队完全占了上风。北朝鲜军队拥有122毫米火炮，射程约为十七英里，而美国提供的105毫米火炮有效射程大约只有七英里。他还强烈要求送给韩国军队一些防空武器，建议向他们提供F-51飞机，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没有引起重视。
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文职官员们早先也曾大声疾呼反对立即拆除我们的战争机器，关闭我们的军工生产部门。但是，正如如杜鲁门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所写的，这些呼声“被国会和报刊淹没了”。因此，最后当大炮终于宣告朝鲜爆发全面战争时，我们创建的幼小共和国发现它处于毫无抵抗准备的状态，而我们也发现自己在军事上毫无准备，无法履行相互支援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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