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张国焘离开西安半个月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也来到了办事处。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张国焘糊涂，声言要去劝说他回来。办事处的熊天荆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杨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后来事实证明，她也是一去不复返，同张国焘一起当了可耻的叛徒。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后又正式组织国民参政会，由汪精卫、张伯苓分别任正副议长，并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信望”者的名义，聘请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决定于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因此，林伯渠在反对张国焘叛逃之后，很快又在参政会中参加了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七月六日开幕到十五日结束，共开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参政员，除少数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会。会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进步，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愿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毛泽东在致会议请假的电报中还提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①关于这次会议的进行情况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中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曾做过详细的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国民参政会之观感》，在《解放》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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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华日报》，1938年7月7。
这次会议开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邀请部分参政员聚餐时就公开表示，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的意见，说大敌当前，“不应有在朝在野的分别”，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议开始后，汪精卫等提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时，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参政员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会议讨论外交提案时，他们还对汪精卫等提出的实行“德意路线”，反对“英、美、法、苏路线”的提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应联合英、美、法、苏的提案。
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连署（共六十五人），为会议所通过。他们还积极支持沈钧儒等提出的，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政府应决心保卫武汉，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提案。
尽管国民党拒绝承认其他党派，但一届一次参政会的举行，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提请政府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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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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