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日等项要求，中共则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表示要和平统一，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由内战转向抗日。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作为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的林伯渠，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浮想连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他说：
（1）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特点，我觉得有两个须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实现，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第二，国内战争的形式，现在不是成败的公式。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要加紧工作。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
（2）国共合作的问题。现在的合作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觉得党内合作是不可能的，将来的形式是党外合作。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我们要更加活泼的运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读“遗嘱”（按：指孙中山遗嘱），（宣传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可以做的。
（3）领导权问题。这就是怎样来教育群众又组织群众的问题。所谓领导权是实际的领导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在军队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批评与抑制这一工作，对农民、工人运动同样采取制止的行动，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后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领导权，在实现民主上应做许多工作，要在各方面进行工作，不是口头上争取领导权。（4）因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第一，干部问题，派出去的同志，必须是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他的路线要和党一样。第二，在苏区党的工作、小组会、支部会等要加强起来，有些支部很久不开会，部长不参加支部生活是不对的。第三，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产业无产阶级，对党员成分的调剂要特别注意。第四，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使党员懂得现在所采取的政策的道理，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退让的大道理，在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很详细地讨论。这次大会的决议，要清楚地深入地传达。第五，对党外作解释应有宣言，关于左派问题应有说明，应该广泛地传达。第六，为得要实现这些事，我们应办日报，在西安办一个报，至少要办三日刊。还有些小事情，要注意节省，不要同化于白区；要尽量扩大民主，会说话的同志要缓说。
林伯渠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有些意见，如重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还被随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这些意见，即使是所谓“小事情”，如“不要同化于白区”等，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六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介石时增加博古与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①。七月初，他们抵沪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芦沟桥事变，蒋介石上了庐山。他们经过与蒋鼎文、宋子文交涉，于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庐山，并于当日开始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召开所谓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有了变化，提出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②。但他对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决芦沟桥事件。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③。正因为蒋介石等对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战信心，他们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在谈判中仍然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直属行营，在三个师上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师的经理（即供给）和教育工作须直属行营，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政治部的人选。本来，一些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以上的官吏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等出席。由于蒋介石等不肯让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这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便又离开庐山，“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④。
在赴沪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见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秉衡、秉佑和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夫人伍复明回湖南老家时，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通过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谋了一个出纳的差事，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从堂弟秉德那里获知父亲已到南京，便带着两个妹妹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程潜公馆见到了分别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紧紧拉着她们。但他们这次会见，没有说上几句话，林伯渠便又同程潜匆匆去了火车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后，才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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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彭德杯、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②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6页。
③《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潮书店1951年版，第172页。
④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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