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
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也有了进展。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
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面的联系。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有之事”应该加以解决，恢复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
林伯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彭德怀、杨尚昆在发言中，就曾明确表示赞同林伯渠关于扩红和干部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也说：“扩红，同意伯渠精神。”这次扩大会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正式确定了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联络与谈判的方针。
三月扩大会议后，与董健吾同到陕北的张子华，同冯雪峰一起去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联络。不久，中共北方党组织还指派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五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从另一条线也开始了同南京国民党进行接触。在这期间，林伯渠也给南京覃振等国民党内的老朋友写信，以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样，六、八两月便又有了南京的“两次来件”，和八、九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对南京的方针”问题。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遇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林伯渠出席了八、九两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计，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为了使全党和干部了解这一新的形势，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他还向党中央建议设立经济、国防、抗战、外交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作出有计划的有次序的解释；提出应进一步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指名批评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并说“我们是中国党，同时是国际党，我们应创造很多的经验，（使之）成为国际的经验。”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致中国国民党书》影响很大，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及天津《益世报》记者看后，都深为感动。此后，因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日的呼声与日俱增，蒋介石虽仍力求与日本妥协，想通过军事压力逼中共就范，但难以再继续其“剿共”的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后来，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使这一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的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现在我们应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两广事件，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现在的解决，虽然有些缩小，但精神还是存在的。”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此事应在红军中“好好的解释”，说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还是要时时准备着，对张、杨的部队也要同他们商量做两方面的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帮助张、杨有办法解决”。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