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开宣传的同时，在关税会议开会前后，北京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于10月10日、25日、26日、11月10日、22日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媚外政府！”“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些示威游行，都遭到了段祺瑞军警的野蛮阻挠和破坏，特别是10月26日、11月22日两次，与军警发生了激战，流了血。最后那次，“完全是一次巷战。”
为了在时机成熟时进行推翻段政权的斗争，区党委和李大钊又领导群众在组织上作了准备。还在“五卅”运动期间，北大等校的学生就在党领导下组织了“学生军”，“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帝国主义之准备。”以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了“工人保卫队”，农民中组织了“农民自卫队”，准备进行革命的战斗。
这个时期，奉系军阀在关内外都已丧失人心，奉系将领郭松龄，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下，在国民军的秘密支持下，于11月23日在滦州倒戈，直向沈阳挺进。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当时统治了北京、保定一带，群众已在五卅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中大大提高了觉悟。党和李大钊认为这正是在北京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良好机会，区党委召开了会议，决定发动一次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群众革命斗争。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革命行动。
11月28日，这场以推翻段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李大钊亲自领导了这次重大的斗争。这天上午，徒手组织起来的学生敢死队和工人保卫队开始出动。很快，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了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到下午两点，神武门前已是人山人海，难以计数。群众队伍都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有总司令、副总司令等。前边是学生敢死队，臂缠红布的工人保卫队，十分威武，中间是一般群众团体和市民，最后是看护队，大家手拿木棍等武器，在神武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然后，就在李大钊亲自率领下，浩浩荡荡向段政府所在地前进。李大钊走在队伍最前面，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建设民众的武力！”“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等口号。随即，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接着，群众队伍又转向段祺瑞住宅准备举行群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
但是，事前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但没有在群众行动起来后按时开进城来，共同占领北京，反而采取措施，保护了段祺瑞及其反动政府的安全。由于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领导和群众都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当时人民手中还没有枪杆子，因此，这次运动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这次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勇气和对反动派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次日，即11月29日，李大钊又领导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国民大会，通过了“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责成国民军，服从国民大会一切决议”等充满革命精神的决议案，继续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准备进行更大的斗争。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这次革命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它使北京在两天内陷于无政府状态，给了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当时把这次革命称作“首都革命”，党中央和团中央特地在12月1日联合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给予很高的评价。
1925年末和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日、反张、反吴的斗争。共产党北方区委于1925年12月31日、1926年1月14日、31日，连续3次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每次均有数万群众参加的反日讨张的国民示威大会。这些大会，都是由李大钊参加领导的。2月27日，又在天安门前举行了4万多人的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些革命行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段政府的更加仇恨。这时候张、吴正积极准备联合进攻冯玉祥。3月12日，两艘日舰公然掩护奉系军舰运送军队在大沽口一带登陆，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于是国民军发空炮警告，而日舰即报以实弹轰击大沽炮台，致使国民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奋起还击，将日舰驱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反而纠合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国民军破坏所谓《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同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20余艘群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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