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9月间，被北洋军阀政府关押了3个月的陈独秀，经李大钊等营救，终于被释放出来。李大钊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写了一首诗，对陈独秀的感情表露得较充分：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诗中所说“不见了”的报纸，就是被查封的《每周评论》。对被捕前的陈独秀，李大钊认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而“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陈独秀受法兰西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太深，所以他对接受马列主义思想转变较慢。“五四”群众运动特别是“六三”运动中工人力量的表现，对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有作用的，但更重要的是3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到，旧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陈独秀出狱后不但不消极，反而更积极了，他和李大钊一起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展开对各色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李大钊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逐渐走上了马克思、列宁指引的道路。
面对军阀政府的加紧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继续放手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正在这时，李大钊和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五四”运动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天津青年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越来越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革命组织，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的成员还有邓颖超、郭隆真、于方舟等。周恩来“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于1917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回国后，又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读了李大钊的许多文章，迫切地期望从李大钊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
因此，在觉悟社成立会上，他提议，请北京大学李大钊先生到天津来作指导。由于李大钊当时在大家心目中已是新思潮的号角和黑暗中的向导，提议得到一致赞同。
1919年9月21日上午，李大钊应邀到天津作讲演。学生、青年们奔走相告：“李大钊先生来演讲了！”听讲的人很多，讲演厅的大门几乎被赶来听演讲的群众挤破了。他讲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斥责推行强权的日本帝国主义，阐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求得解放的途径。他的讲演，深深地启发和鼓舞了天津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
当天下午，李大钊又不辞辛劳地来到学联会议室，同觉悟社的青年们座谈。对他们准备出版刊物《觉悟》表示大力支持。并要他们认真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取得了真理，就要贯彻到行动中去。
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李大钊到会发表演说，号召我国人民起来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指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2月7日，李大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口头上讲“中日亲善”，实际上进行野蛮的侵略，在当天的《新生活》上发表文章，作了尖锐的揭露。他说：
日本人的吗啡针和中国人的肉皮亲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这就叫“中日亲善”！
接着，在12月12日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了《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腐朽的帝国主义外强中干，人民群众一定有力量摧毁它。
12月12日，李大钊还参加了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于15日各校全体停职，展开索薪斗争，并推举李大钊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
12月28日，李大钊发表《大联合》一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并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工作，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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