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为着革命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更加勤奋地钻研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一年时间里，他就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平均不到4天就写成一篇。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到思想道德问题；从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到妇女运动；从工人的生活、农民的疾苦、青年的教育问题到社会其他问题如士兵问题、面包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废娼问题等等，其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写。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尤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论文最为重要。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
在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纪念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
专栏。到11月11日为止，这个专栏开了6个多月，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和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
李大钊还准备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六卷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就在这上面，他着手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长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提到了自己搜集资料的过程：自19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日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于是，“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向《新青年》读者介绍。李大钊为写这篇文章做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资料的准备工作。由于他早已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勤奋不懈地研究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投身革命斗争实践，指导群众运动，同时，在日本时就熟练地掌握了日文、英文等外语工具，所以能够在十月革命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内，达到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的了解，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的文章。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分别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于1919年9月至11月在《新青年》六卷5号、6号上连载完毕。这篇文章写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革命正处于由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阐述得还不尽完备，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时在我国，马克思的原著还没有整本地翻译过来，李大钊根据河上肇的日译，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集中翻译了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部分，这对于此后在我国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起了很好的影响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相继涌现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李大钊在北京收到各地寄给他的刊物，这些刊物都采用了与《每周评论》相仿的版式，说明《每周评论》在全国的影响之大。李大钊看后，认为长沙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为深刻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就是几个月前和李大钊一起工作过的毛泽东。1919年3月间，毛泽东和李大钊分别后，经上海回到湖南，“五四”期间，直接领导了当地的革命运动，于7月间出版了《湘江评论》。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遭到敌人的极端仇视。
同时也受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阻止。众所周知，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作出了鲜明的反驳。
对胡适鼓吹的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根本改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驳得体无完肤。此后，他对各种反动思潮，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进行一一批判。
他的文章如同他的为人一样，观点是鲜明的，态度是平和的，总是以正面阐明道理，很少用尖刻挖苦的词句，就是对别人的讽刺谩骂，他也是置之不理而已。
这样以理服人，反而效果更大。
1919年8月底，北洋军阀政府查封了《每周评论》，同时还在邮电局扣留了和《每周评论》版式相仿的其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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