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四”时期
毛泽东在论述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时指出：“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到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李大钊从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后，紧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五四前他连续发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评论，五四运动中，他更为有力地揭露了整个帝国主义“强盗世界”，引导中国人民认清敌人，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们的反动军阀政府，发扬不妥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
这就从思想上对五四运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大钊等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促使封建文化日益崩溃。一些抵抗新思潮的“卫道之士”，却还在做着垂死的挣扎。1919年3月，守旧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诬蔑新文化运动，企图借军阀的横暴统治来阻止新思潮的推进，他还在《公言报》上发表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大肆攻击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这时，《每周评论》第12期从《晨报》转载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怒斥那些勾结封建军阀的文人：你们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反对你们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迅速对林纾的信作了公开答复，他站在“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作了有力的支持。然后，《每周评论》等17和19期又先后刊出“对于新旧思潮的评论”，集中登载各报的言论，促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开展。
1919年1月18日，美、英、法军和帝国主义策划的“巴黎和会”开幕。我国派出的专使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等。但是，“和会”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强盗分赃真面目，使我国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这严峻时刻，北京各学校学生，于2月初纷纷集会，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2月5日，各校以北大为中心开始组织起来。《每周评论》2月9日作了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筹议抵抗：北大学生于5日晚间在法科开全体大会，到会2000多人。举出干事10多人，分头进行。并联合各校学生，电致巴黎五专使不要让步”。
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李大钊的周围，也逐渐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是他们中的骨干。
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经常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也指导着校内外许多报刊、团体的活动。
《国民》杂志社是1918年10月成立的，有社员100多人，请李大钊担任导师。《国民》杂志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这个刊物连续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与《国民》同时创刊的还有《新潮》，这是北京大学学生办的杂志，李大钊担任了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在出版方面给予很多帮助，还为他们撰写文章，同时，又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五四前的《新潮》，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上起了重要作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李大钊还联系着《晨报》副刊。《晨报》的前身就是李大钊编辑过的《晨钟报》。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李大钊利用了以前和《晨钟报》的关系，使《晨报》第7版（副刊）成为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园地。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第7版开设了“自由论坛”，经常发表论述新思潮及社会问题的论文。李大钊在这上面先后发表了《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劳动教育问题》等一系列政论性的文章。
李大钊当时还号召青年学生和社会团体中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
1919年春，李大钊调查了解到唐山煤矿工人的状况，工人们终日在坑里做工，享受不到“人世间的空气阳光”，在资本家和包工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在这样近9000工人聚合的地方，却还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他写了《劳动教育问题》一文，指出工人的“生在组织不良社会制度之下”，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果实，又夺去他们的精神生活。主张必须多设“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同时，在他写的《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谈到男女劳工问题，并提出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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