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被认为“改组派”情节较轻的基层指战员，不便全杀，即处以开除，逐出红军。尽管被开除者发誓忠于革命、勇敢作战，甚至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却始终得不到允许，只得洒泪离去。当时四面皆敌，有家不能回，有队不能归，走投无路，有的人仍悄悄跟着队伍后面走，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有的人四处逃亡，流浪他乡；也有少数人投到正跟红军对阵的敌新3旅、保安团里，常在两军阵前历述个人境遇，指名呼降，对我军士气影响颇大。
这样搞来搞去，“改组派”越抓越多，以至上上下下、军内军外无处不有“改组派”。这位夏主席不思反省，相反却得出一个结论：“改组派”已经完全把持了党团组织，必须予以解散1在湘鄂西分局会议上，夏曦不顾贺
龙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强行作出决定：“将地方上、红3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
我到军部工作时，大规模的“肃反”高潮刚刚过去，但“肃反”本身仍未结束，捕人杀人的事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肃反”扩大化带来的恶果正在充分显露出来。
当时，党团组织解散了，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即：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军长贺龙、军政治委员关向应、7师师长卢冬生。由于卢冬生最初是党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交通员，党员关系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夏曦无权取消他的党籍，但他不是湘鄂西分局成员，有时列席一下会议，没有表决权，在红3军只能算有一半党员关系。因此红3军有“三个半党员”之说。
在党团组织解散的同时，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关向应的军政治委员一职，政治工作制度随之瓦解。这样，就使红3军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同时由于无线电台已经丢失，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红3军在政治上陷入一种盲目迷惘的境地。
这支红军部队在全盛时期曾达到过3万之众，退出洪湖后锐减至9000余人，重返湘鄂边的短短几个月里又一次大量减员，“肃反”杀掉的，作战牺牲的，离队逃亡的，使全军只剩下3000来人，行军时从队头可以看到队尾。
“肃反”扩大化搞得人人自危，军中充满恐怖气象，指战员情绪低沉，看不到一个笑脸。以往红军最拿手的扩红工作如今也不灵了，指战员对扩兵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介绍了熟人来，出了问题一个倒霉一个受连累，苏区群众看到“肃反”搞的那样凶，也不愿来了。过去一直是人比枪多的红军出现了枪多于人的怪现象。
红3军缩编为7、9两师，每师各辖三个团，团以下取消了营的建制，每团只有三四个连，其中还有一个是“自首连”，其成员均是“改组派”“自首”而未杀的营、连、排干部。行军时，叫“自首连”抬担架、背粮食；打仗时，发枪下来，要他们去冲杀；缴到武器弹药，却要送给其他连。他们虽然身如囚犯，随时有被处决的可能，作战却特别勇敢，对革命矢志不渝。但是，在“肃反”领导者看来，“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坚决勇敢的战斗，表现对革命的忠贞，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在是荒谬得很，可悲得很。
由于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和外部的敌军“围剿”，红3军在湘鄂边虽然先后占领鹤峰、桑植县城，却不能象以往那样重整旗鼓，甚至难于立足。
1933年7月，敌军相继攻占鹤峰县城和分局、军部驻地麻水，红3军转至鹤峰、宣恩交界的烧巴岩，在那里开会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军部和9师前往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开辟新区，一路由夏曦带7师留在鹤峰。不久7师也退出鹤峰，湘鄂西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从此丢掉了。
此时此刻的红3军已经被搞到了濒临毁灭的绝境。
§逆境中入党
7月底，红3军军部率9师踏着崎岖的山路向宣恩进发。
我在队列中张望了一下行军序列：军部前后是师长汤福林带领的9师部队，紧跟着前卫的是贺龙军长和关向应政委，他们身后是我和警卫班，我们后边是特务班，特务班里押解着几名“政治犯”，再后边是所谓军机关，其实司令部、政治部已经撤消了，只有几个参谋和一个管理科，管理科成员都是当作“改组派”罢了官的连、营、团干部。
我们这支不足2000人的队伍，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游动着。由于暂时摆脱了夏曦的左倾领导，贺关开始在军部和9师纠正过去的错误。
贺龙从“肃反”一开始就不同意左倾领导人搞的那一套，但他是个党性极强的人，他从遵从党的领导出发，不愿也不能过多地反对中央分局书记、
军委分会主席的决定。在“肃反”中他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夏曦曾逼着要他写什么“自白书”。当他看到身边的老战友、老部下被当作“改组派”一个一个地杀掉了，历尽艰险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一步一步地被搞垮了，他感到再也不能沉默了，便愤起抗争。
贺龙军长曾对解散党团组织的人质问道：“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红军是党领导的，怎么能把党解散呢？”但仍挡不住夏曦的一意孤行。
贺龙军长亲自出面担保，救下了一批批被捆起来准备杀掉的同志，仍挡不住更多的人被杀掉。
在率领军部和9师活动的日子里，贺龙想起党和红军的损失就痛心，焦急，苦恼。
一天行军路上，他突然犯病，肚子痛得满地打滚，贺彪、杨云阶医生来给他看病，我跟警卫班守在他的身边。
他伤心地对大家说：“我没能完成党交给的巩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反而失掉了根据地，减弱了红军，成了党的罪人。看来我不行了，不能赎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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