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调入红3军的。那个时期，红军一方面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一方面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严重破坏。这种复杂而严酷的斗争，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磨炼，给我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
§毁灭的边缘
1933年农历闰五月的一天，红3军军部率9师从鹤峰太平镇过，在镇上住了一晚。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把我从鹤峰县游击第4大队调到军部当书记（相当于文书）。
过去我曾三番五次要跟贺龙到红军主力部队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自然欣喜万分。
但是这种喜悦之情，很快就被我在红3军中耳闻目睹的许多怪现象驱散了。
我到太平镇的当天，看到军部特务班里押着三个人，当即叫我吃了一惊！这三个被关押的人，有两个我认识。
一个是谷志标。我的这个同乡加同学几个月前还在任8师政治委员，8师撤销后他改任军政治部政务科长（相当于现在的保卫科长），搞了几天“肃反”，有人说他这个政务科长也是个反革命“改组派”，把他捆起来。
另一个是贺炳炎。他原是湖北松滋县的一个小铁匠，跟父亲一块当红军。
1929年红军打开桑植城后，贺炳炎给县农会主任陈昌厚当警卫员，我也在农会工作，他16岁，我18岁，少年易熟，我俩认识了。以后贺炳炎到军部手枪大队当班长、队长，当过几个团的团长。部队到鹤峰后，他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本人也负了伤。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怀疑是“改组派”同伙。他得到信跑到山上，想了一整天，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革命队伍，又回来了，一进门就被抓起来。
第三个人我不认识，听说叫宋盘铭，原是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当过少共湘鄂西省委书记，后来是9师政委，因为不满“肃反”扩大化而被说成是“改组派”，撤了职，关了起来。
看到谷志标、贺炳炎他们成了这个样子，我原想去打招呼，可又听说，他们要是看你一眼，说上一句话，被别人看到了，恐怕连你也抓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谷志标被押往鹤峰城去枪毙。我们吃晚饭的时候，贺龙知道谷志标不见了，急忙派人追到鹤峰县城，不准杀，这才保下一条命。
我不晓得谷志标、贺炳炎、宋盘铭三个犯了什么大罪要捆要杀？只听说是“改组派”。究竟什么叫“改组派”？我在许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谓“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汪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分会主席夏曦在湘鄂西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搞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大抓“改组派”，冤杀了几干人，使洪湖苏区的反“围剿”失败，红3军不得不退出洪湖转往湘鄂边。在数千公里行军中，夏曦又搞了第二次“肃反”，走一路杀一路，回到湘鄂边，又接连搞了第三、第四次“肃反”。凡是反对这种搞法的人，工作中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以及战斗失利、工作失误、违犯纪律的人，统统被说成是反革命“改组派”。对被抓起来的人，大搞逼供信，再据此进行更大范围的“肃反”。夏曦等人甚至进行了极端荒谬的推理：
上一级是“改组派”，受其领导的下一级也必然是；军事指挥员是“改组派”，与其搭档的政治委员也必然是；首长是“改组派”，在其身边的警卫员也必然是；书记、主席是“改组派”，其党委、苏维埃的成员则统统是。
他们抓“改组派”抓昏了头。二人相遇，在茅房里说句话即有“兄弟团”嫌疑；同乡相聚，买些花生来吃即以“好吃会”之名杀掉。
在这位夏主席住鹤峰城的那一段时间，城外每天都有被杀者的尸体十几具。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就这样蒙冤而死。
我到红3军军部之前，段德昌、王炳南等一些我熟悉和敬仰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刚刚被杀掉。
段德昌是与贺龙、周逸群齐名的红2军团和洪湖苏区创始人，红2军团第6军军长、红3军9师师长。他战功卓著，深得洪湖人民爱戴。在湘鄂边，他因要求带人打回洪湖去，被诬为“右倾”、“企图拖枪逃跑”，杀死在鹤峰与巴东交界的金果坪。段德昌在“公审”会上作最后的陈言道：“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不要忘记去救洪湖苏区人民！”
王炳南从贺龙当营长时就跟着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潮汕兵败后，他回桑植搞起一支队伍，参加了洪家关聚义，当过工农革命军第一路指挥、红2军团的师长、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红3军9师参谋长，是湘鄂边赫赫有名的人物。由于湘鄂边特委、苏维埃、独立团都成了“改组派”，他也成了“同党”，被杀死在鹤峰的麻水。王炳南死后，他还有两个儿子在红军里，也被抓起来，先杀了二儿子、团长王宜林，又要杀大儿子、连长王盛林，被贺龙看到，发了火，才留下一条根。
在鹤峰期间，先后被杀的师级干部还有7师师长叶光吉、师政委盛联均等，团级干部只剩了贺炳炎一个，营连干部被杀的也不少，湘鄂边特委、县委和各级苏维埃干部除了被敌人杀害的，其余统统被自己人搞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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