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红4军已经编起两个团和一个军部特务营，红1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红4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特务营营长贺沛卿。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作“1团打胜仗，4团镖镖枪”，形象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1团是红军的主力团，比较正规，集中了全军能打响的步枪300余支，红军打胜仗主要靠1团。4团是由鹤峰县那阳关的一支“神兵”队伍和农民武装编成的，士兵多为“神兵”出身，武器主要是梭镖、大刀，因此又叫“神兵团”。
“神兵”是活跃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一种带有封建宗教色彩的农民武装。其成员大多是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其宗旨是“灭兵灭捐灭税”，其组织以神坛为单位，亦农亦兵。出战前要拜菩萨、念咒语、吞朱砂，身系红腰带，头缠红布帕，刀枪挂红，自信“刀枪不入”，作战十分神勇。“神兵”的封建宗教色彩很浓，有不少队伍控制在地主豪绅或巫婆神汉手里。
红军初创时期，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对神兵领袖采取分化政策，吸收其下层觉悟的群众，成为党的群众”（1928年9月贺龙给中央的报告）。党组织和红军成功地把鹤峰邬阳关以陈连振、陈宗瑜父子为首领的“神兵”，从简单的“灭兵灭捐灭税”引导到打倒封建官僚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上来，而后将这支“神兵”收编为红军特科大队。老百姓不晓什么叫“特科”，就根据谐音叫作“铁壳大队”。后来特科大队扩编为红4团，老百姓仍根据其出身称作“神兵团”。这次与向子云作战，我们县农会也带着农民赤卫队配属红4团。
向子云率部倾巢出动，仗着人多枪好，自以为消灭红军没得问题。他给部下发了许多棕绳子，扬言：“要把红脑壳们一个个捉回来。”同时，他为了消除部下害怕红军“神兵”的心理，又发了许多小孩子打水仗玩的唧筒，里面灌满乌鸡狗血，说：“有了这玩艺儿，撒到那些神兵身上，神法就不灵了。”
针对向下云骄横而愚蠢的特点，贺龙军长摆下一个埋伏阵，把部队拉出城外，隐蔽起来，又叫红4团特意打扮了一番，人人头缠红布帕，梭镖大刀也都挂上红布条。
敌军渡过澧水，逼近城垣，发现是座空城，以为红军被吓跑了，大摇大摆地向城内开进。
突然间，枪声大作。贺桂如率领埋伏在梅家山制高点的红1团首先发起
攻击，隐蔽在城内的小部队也向敌人袭击。陈宗瑜团长率领红4团出现在东门外，头缠红帕的战士们高举着挂红的梭镖大刀，象一条跃动的火龙，沿着东门外300多级的石阶昂然直上。
东门楼上的敌人吓慌了，两挺水机关枪一枪没放，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神兵来了！神兵来了！”
敌军人踩马踏，乱成一团。有些胆大的也顾不得打枪了，只是拿出唧筒把乌鸡狗血往红军战士身上喷。我们的战士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吞丹画符的“神兵”了，而是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的神兵”，不管那一套，冲上去就缴枪抓俘虏。
在红1团和红4团的勇猛攻击下，敌军大部被歼，贺龙军长命令特务营乘胜追击。
向子云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回逃，跑到赤溪渡口时船只早就被红军撑走了。敌人象一群被赶急了的鸭子扑通扑通往河里跳。
那天天气热得很，跟在敌人后面紧追的特务营营长贺沛卿是个胖子，更是热得受不住。他右手提着驳壳枪，左手拿着大蒲扇，一边追一边扇。这事后来被老百姓传得神乎其神，说：“红军神兵团厉害，扇子兵更厉害，一扇子能把几十人扇到河里去！”
敌团长向子云抓住骡子尾巴冒险泅渡，刚到河心，一股急流涌来，把他吞没了。
这一仗，向子云全团覆灭。红军自身的伤亡却微乎其微，只是“神兵团”一些战士的衣服被乌鸡狗血弄脏了。
第二天，桑植城召开庆祝赤溪大捷暨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大会。校场坪上扎起三个台子：一个是农民协会的，一个是苏维埃的，一个是红军的。台下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各乡的代表和县城附近的群众都来了。农民来的尤其多，农民协会那个台子上的人也最多。“苞谷佬”们第一次挺起腰杆，登上台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正在开会中间，忽然“轰”的一声，农民协会的台子因为上的人太多，压断了支柱，垮了下来。
当时有的农民就说：“哎呀，不吉利，农民协会长不了，要垮台了。”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也有人争辩说：“台子垮了，可以再扎起来，我们农民组织起来，拿起刀枪跟着贺龙闹革命，当红军，垮不了！”
此后，红军迅速扩大到4000多人，新设了1路、2路指挥，新编了2团、5团。红军主力向大庸、慈利出击，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运动进一步开展，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赤卫队纷纷建立起来。我每天跟着县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农会主任陈昌厚到各乡去开展工作。
有一次，苏维埃主席吴天锡带着我和20来人的赤卫队，到长瑞乡去惩办几个有劣迹的人，其中一个是我的三伯父廖清斋。
我的三伯父是个不务正业的痞子，干过一些欺负人的坏事。一年前贺戊姐到我家老屋场躲避敌军，他借口照顾我们，骗戊姐说：“你把家里的牲口、东西都给了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结果他把戊姐的家产全骗到自己手里，我们却仍要东躲西藏。真是乘人之危，掳人钱财。吴天锡主席带领我们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把我三伯父法办了。
我们返回县城时，又抓了两个兵痞子。吴天锡押着兵痞子走前头，我和赤卫队走后头。
半路上天黑下来，那两个家伙突然拔腿猛跑。
吴天锡在前面边追边喊：“快开枪！”他们三个穿的都是白衣服。不知是谁在后面开了一枪，误把吴天锡打死了。
以后，农会主任陈昌厚把我和他的警卫员贺炳炎带到县苏维埃工作。红军在慈利、大庸出击，攻打大庸县教子垭团防的一处寨子，打了一个多月没能完全打开，敌军调集大批兵力围攻上来。
9月间，红军主动退出桑植县城。我也回到贺民英队伍上，跟随红军一路转移。
红军退到桑植边界的樟耳坪，遭到敌军重兵袭击。突围时红1团团长贺桂如、红4团团长陈宗瑜不幸中弹牺牲，部队伤亡了几百人，不得不退往鄂西鹤峰等地。
这一年秋天，我已满18岁。
初涉人生的18年，我从我的家庭，从桑植，从湘西，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了我思想的启蒙，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给了我人生的理想，叱咤风云的贺龙更为我树起一个英雄的形象。
他那种敢于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的宏大气魄，那种追求真理、忠于革命的坚定信念，那种失败了再干、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那种不图高官厚禄、不俱艰难困苦的斗争精神，都对我产生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使我走上拿起刀枪跟贺龙的革命道路。
我始终是把我的18岁作为参加革命的起点。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此长大成人，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从此成为一名红色游击队员，一名苏维埃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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