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讲“空”讲“无”，万物皆空，万法皆空，相既是空，名亦是空，所以，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什么侠不侠的。金庸从较早的时候起，已开始参研这个问题，郭靖。张无忌的当上武林盟主，于他们都是很偶然的事，他们都没有在这上头努力钻营过，纯属外力、外因所促成。
郭靖还罢了，总还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成就为一代大侠。
张无忌强调的却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本来，在武林中，他是明教教主，中原英雄尽为心折，他又得到了“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屠龙宝刀及刀中的秘芨《武穆遗书》，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元朝，自己做皇帝。可他却把兵书送给了徐达，而自己连明教教主都不做了，就想云鹤般逍遥自在去。
也许读者会认为他是一个没出息的家伙，正如金庸在后记所说的：“张无忌不是个好领袖。”但他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
越到后来，金庸越写无名，无我，无相，无欲，无求诸般的人物。
直到韦小宝出现，这时不仅是无侠了，简直是反侠。
至此，金庸已无话可说，所以他果断收笔。
从写侠到写人，从写复杂的人到单纯的人，金庸无疑是远远地超越了许多同期的武侠作家。他在这一方面已耸起一座高峰，等闲之人难以超越。甚至是把他引上了武侠小说写作道路的梁羽生也自叹弗如。
梁羽生的不少作品依然还没有摆脱旧有的写作窠臼。
他写群豪大会，他写争夺盟主，他写名与利的诱惑，他写情与理的绞杀。
他很少去写“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闲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嚣喧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威……”诸如此类的生活理想。
他也从来不会让他的人物去“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雍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奕，以迟良友。”
即便是“生死茫茫，侠骨柔情埋瀚海；恩仇了了，英雄儿女隐天山”，这群英雄儿女也不是真正隐居。桂仲明成了武当北支的开山师祖；凌未风传了晦明禅师的衣钵，光大天山剑派；飞红巾做了回疆各族挂名的盟主。
他们都是“已惯江湖作浪游”，“天山剑气荡寒秋”，金戈铁马，拼葬荒丘的风云英雄。
这才是梁羽生，不同于金庸也不同于古龙的梁羽生。
所以他才写出了《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等。自始至终坚持侠重于武，侠大于人，入世多于出世，积极多于消极。
当然有得有失，不过总归是得大于失。
这就够了，所以梁羽生也就心安理得地飞到了澳大利亚，写他的历史小说去了。
他还是忘不了历史，这倒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很早的时候，他已说他写作武侠小说的主要追求是“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把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其对历史主题的重视。
也许，对一个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来说，历史，是他看清今天和预测明天最好的武器。
如此看来，《云海玉弓缘》算得上是梁羽生作品中的一个异数。
它写的完全是一个“江湖”故事，基本没有涉及“江山”人物与背景。
它的基本架构只是复仇与争霸，是很“老土”的题材。只是梁羽生把它铺排得波翻云谲，跌宕曲折，山重水复，加上对人性的较为深刻、细致的剖析，倒也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复仇是厉胜男一个人的事，争霸却是由孟神通和她对垒。
好端端的一个女子，闯荡江湖，若能以自身的武艺，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已算佳话一桩；若能为国为民，保国安邦，那更是义薄云天，万众旌表。厉胜男偏偏什么都不是，她历尽千辛万苦，远赴海外去寻找秘芨，首先是为了复仇。说起三百年前之事，颇以她的祖先为荣；提起邪派中有名的高手乔北漠师徒当年大闹中原，杀得各路英雄闻风远避的往事，就眉飞色舞。这让金世遗很是提心：要是帮她找到了乔北漠在海岛上埋藏的武功秘芨，她除了报仇之外，会不会借此而成为一个女魔头呢？
不幸而言中。
因为仅是报仇，由于孟神通所作所为实在凶残——为了抢夺一份“修罗阴煞功”的秘芨，竟把人家一门抄斩，赶尽杀绝。只剩下孤雏余生，日子悲惨，苦不堪言，像无根的浮萍在人世间飘荡，既让人同情，又让人关切。所以，她的矢志报仇，容易在读者心目中造成理所当然的心理。何况，行凶者又是武林的公敌，她的复仇的过程也是伏魔的过程，不仅会得到武林中名门正派的拥护，同仇敌汽除恶务尽，而且更得到读者的同情与赞赏，谁不想看到驱尽阴霾，大快人心的结局呢？
若仅是走到这一点，她给人的感觉也还是带点妖气，行事令人捉摸不定罢了。这也没有什么，武林中人多是爱走极端的，况且她又有着那么悲惨的身世，怪僻一点和乖张一些，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恶感。
真正让人大骂她是妖女的，是在她复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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