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特别强调“家国意识”。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作为一名侠客，他首先要承担的是拯救国家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那些侠客们总是风尘仆仆，东奔西走，或组织义军，或劫取皇帝的贡物，或深入敌人的都城，刺取情报。
例如，张丹枫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瓦刺的作法，是糊涂狭隘违反百姓利益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凭着一身惊人武艺和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他胸有丘壑，却从不矫情饰俗。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活脱脱勾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他善哭能饮，教人想起同样善哭纵酒的魏晋名士阮籍，然而绝不似阮籍稽康的消极避世。他甘愿抛却富贵荣华，把祖传宝物地图献给于谦，以作捍卫国家的义兵军饷。
这些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飞这样的英雄。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小说如《武林天骄》、《联剑风云录》、《鸣嘀风云录》等，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正是他的精神，无形地鼓励着那些活着的侠客前仆后继，为收复失地、重扬国威而奋斗。岳飞的诗《满江红》成为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北望中原，壮志昂扬。
然而，梁羽生毕竟受过近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于皇帝无条件地服从。在梁羽生的作品中，侠客的家国意识中丝毫没有对于当朝政权的认同，他们所要捍卫、所要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国家，群众的国家，而非皇权的国家，或权臣的国家。
在梁羽生看来，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为官府作事而对别人作出判断，如果是为官府作事，就是“鹰爪孙”；如果没有为官府作事，就可能是“侠义道”中人。这是民间的是非标准，将官府与江湖视作二元对立的双方：官府是贪婪的，是阴险的，如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肮脏的；而江湖则是质朴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没有写过一个好的官吏，也没有写过一个作官的侠客。官府总是阴森森的，而且，更为令人痛心的是，总是卖国求荣。执掌政权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国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侠士，偶尔也有岳飞这样的忠臣，为国家的命运耗尽心血。
这种民间的伦理观念相当原始、单纯，却在道德净化方面潜移默化地对于中国人起着无形的作用，也完全制约着梁羽生的写作。当侠客们的民族主义热情面对本民族政权的丑恶与他民族人民的无辜之时，那种以“官府”“江湖”对立为基础的好坏观念便油然而生。侠客们会宣称：他们既不喜欢本民族的政权，也不喜欢他民族的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双方的人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安定的生活，而无论侵略或者投降，都带给人民无穷的灾难。
简言之，梁羽生的侠客只是怀着为国家为人民这样的简洁的信念在行动。这样的信念合乎大多数人的观念，几乎已是公理。但是，在好、坏、官、民、汉族、异族等等因素之间，是否真的径谓分明，是否真的可以用伦理意识去简化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呢？
对于此类问题的缺乏深思，使得梁羽生的侠义传统只是习俗性的民间道德观念的再书写，更使得他笔下的侠客形象大多显得苍白，感染力不强。他们在小说中晃来晃去，互相之间却缺乏显著的区分。如《鸣镝风云录》中的公孙璞、谷啸风等人混在一起，给读者的印象是一团模糊，可能看到最后，连谁是谁都分不清。
如果侠义精神只是一种教条性的信仰，而不和丰富的人性相结合，那么，就很难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侠客。
侠客也罢，别的什么也罢，首先都必须是一个人。他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个人，别人也必须把他看作一个人，否则，他可能只是某些概念的载体，从而丧失了丰富的美学内涵。
根据自己理解的侠义原则，梁羽生将正邪、好坏区分得相当清楚。写正面人物时，不允许出现有损于形象的描写。例如，他曾谈到《塞外奇侠传》的写作：“我在书中把这一段写成飞红巾的初恋，是幼稚的。叛徒押不卢被压到最配角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挥短剑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许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红绡一听说恋人是金国的贵族，立即斩断情丝，毫不留恋。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惯用的，却值得质疑。
真实的生存世界是否正邪分明？真实的人是否是定型化的，是英雄就一直是英雄？男女的情爱是否会完全受制于政治、道德的因素？这些我们都无法在梁羽生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史】
浮现在梁羽生笔底的风云儿女，帝王将相，许多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
历史是什么？
可能只是一块石碑，一堆瓦砾，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无声地诉说着那已经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许许多多的文献记录，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地被改写着。
历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残存的事物不会言说，而言说的文字永远无法抵达当时的情境。
情境是无法再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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