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公的重压下，纸上的侠客，如同一剂清凉散，带给读者的，是短暂的解脱。超人的武艺，高洁的情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诸如此类，实在美丽动人，让读者洞见到人性中清纯的一面，更让读者感到人间自有正气在。
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一文中，认为“游侠魂”是中国国民之魂中的五大原质之一。他进一步分析侠义精神的内涵：“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侠之相也；友难伤而国难忿，财权轻而国权重，侠之相也。”
吴小如则提出侠义传统有三个特征：“一是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二是言行深得人心，有群众基础；三还要有超人武艺。”（见《说（三侠五义）》）
陈山将侠义传统看作“中国民间社会独具的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就基本体看，它至少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朴素的政治愿望；以侠义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的道德系统；敢说敢做、表里如一的人格精神。”
新派武侠小说都继承了上述的侠义传统，或者说，都将传统的侠义精神重新发扬光大。这是它们之所以吸引现代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诺德·豪泽尔认为：“通俗艺术的目的是安抚，是使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自我满足。”一位名叫“月湖渔隐”的民间文人在《七剑十三侠》的序中说：
“于世风颓靡中得几个侠士，以平世间一切不平事。”
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其间的痛苦、不平，可能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西方列强的征服、蹂躏，打破了五千年的平静与和谐。祖国土地的被割据，民族尊严的丧失，上海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曾深深地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然而，中国人却被视作狗，甚至连狗都不如。就像一位诗人沉痛的吟咏：
中国中国你剪不断也剃不掉，
你永远哽在这里你是不治的胃病，
——芦沟桥那年曾幻想它已痊愈。
中国中国你跟我开的玩笑不算小，
你是一个问题，悬在中国通的雪茄烟雾里。
他们说你已经丧失贞操服过量的安眠药说你不名誉。
被人遗弃被人出卖侮辱被人强奸轮奸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
当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飞檐走壁、武功超群，一出手就撩倒一大片之类的景像频频出现，受尽西方霸权欺压凌辱的中国百姓仿佛出了一口恶气；同时在中国武功的神秘幻觉中，享受着片刻的胜利者的喜悦。
七十年代以来，更有大量的香港武打电影，是以近现代中外冲突为背景的。由于武侠人物的精湛武艺、不屈不挠、精忠报国，大大缓解了长期在屈辱状态中的中国人的心理重负。在如梦如幻的武艺演绎中，抒发的乃是现代的中国人的愤怒，以及恢复旧日光荣的梦想。
这可能显得相当浅薄，甚至庸俗，但却是最真实的群众心理。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精神渗透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衰败，从观念到生活方式，淹没在“西化”的浪潮中。渐渐地，许多中国人遗忘了自己从何而来，当然也就不知道要往何处去。
大约从六十年代开始，诗人们开始缅怀起唐朝的江南，古典的莲花，那等在水边的容颜，……那清纯的中国式的美感经验。在古典意象的营造中，摆脱支离破碎的现实引致的无序和创痛。借着文字，借着武侠小说，许多人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诗意的中国，那失落了很久的，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国。
而武侠的回归则始于五十年代。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出现在殖民地的香港，首先是在海外的华人圈中引起反响和热爱。很多读者都认为，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如同一座桥梁，在断裂的河岸架起，使他们得以走到那失去了联结的传统。
越来越多黄皮肤的身体披上西装，越来越多黄色的手指握着钢笔，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影片占据着黑色的眼珠，越来越多的人在西化的潮流下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丧失了自我的本性。
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是一张张清新而健康的面孔，以及一颗颗纯洁的心灵；那是缀着竹、梅、莲、青山绿水、西湖太湖、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等等景致的场面，是最中国最母亲的山川；那是充满着中国的音乐、技艺、色彩的空间，穿着汉服的男人与女人，生命开放如同阳光、花朵，散发的是侠义精神的芬芳。
在道德腐败的年代，在唯利是图的岁月，这些武侠作品告诉我们另一类原则，那就是侠义的原则，人之所成为人，不在于他的权势或金钱，而在于他的精神、骨气。为了名誉，为了友情，为了国家，为了所有美好的信仰，人可以牺牲生命，而不能为了一己的私欲苟活于世界。人不应当琐屑、怯懦、狡猾，而应该开朗、豪爽、真诚，堂堂正正，活出人的韵味来。
传统文化的式微，国运衰败，道德堕落，为武侠小说中的侠义传统提供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契机。
当然，每一位作家在抒写侠义传统时，都会有不同的风格。梁羽生笔下的侠客，以及这些侠客所体现出来的侠之品格，无疑包含了上述侠义精神的共性，但也有他个人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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