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思成远在美国，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成立了。早在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他就邀请了他在重庆时的助手吴良镛来系执教。此前他已为他的系挑选了他在李庄时的三位最亲密的助手——刘致平、莫宗江和罗哲文。这四位年轻人都要等候长江的下水船上的舱位去上海然后再北上去北京。吴良镛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时思成正在上海等待横跨太平洋的航行，要求吴良镛尽快赶到清华去开课，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徽因帮忙。
吴良镛于1946年底到达北京。其他从李庄来的三人在1947年初到达南京，就住在南京博物馆，直到开滦矿务局一艘开往秦皇岛的船同意带他们走。他们从那里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到北京，最后总算到达了清华。他们都立即和吴良镛一起教建筑设计，刘致平兼教建筑结构，而熟练的艺术家莫宗江则兼教水彩画。刘致平是思成在沈阳的第一班高材生，以后这些年来一直和他共事，被任命为副教授，一年后又升任教授。
徽因虽然家务缠身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养，对于建筑系的成立和运转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她在沈阳时曾亲身参与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起始阶段的工作，这就使得她的建议显得十分宝贵。她让吴良镛等人有问题可以找她。
思成仲夏时节目美国返回时，虽然家事多有烦心，他的公事却是井井有条。他回归的喜悦被徽因发低烧所冲淡，她的发烧使医生所建议的手术无限期地耽搁下来。他们此前已经发现她的一个肾严重感染。与此同时侵袭肺部的结核使她呼吸异常困难，以致使用麻醉品的问题提了出来。然而如果肾脏手术真能施行，消除一个感染源或许碰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她的健康状况。
思成又恢复了他作为她的护士、知心人和安慰者的角色，尽可能抽出时间来陪伴她。他当然是多次被邀请去做关于在联合国的咨询工作和美国之行的其它方面的公开讲演。其中一次特别有影响的讲演题目叫做“技术和人文”，他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建筑学中的重要性。随着新学年的开始，管理和教学的需求使得公私事务都更加繁忙了。
他在美国为亲友们匆忙购买的礼物在他到达北京之后一段时间才运到。徽因本来期望能得到一些精致的服装、五颜六色的纺织品和漂亮的小摆设来酬谢一些热心的朋友，却吃惊地发现他买的大部分都是些美国的电子小玩艺，是用来安慰和丰富她的病床上的生活的。她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当众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折叠、组合和拆装的装置，我坐在床上倚着一个可以调整的靠垫，身前装着活动的读写架，录音机插在接好室内普通电源的变压器上，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扩音器，要做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摩登时代的女郎模样，活像查理·卓别林使用一台灵巧的机器啃玉米棒子。”
后来她又补充描绘了那台录音机：“是的，我们是听了录在盘里的问候词。但我必须说它们是乱了套的。思成的声音就像梅贻琦先生，慰梅的声音像费正清，而费正清的喉音近似于保罗·罗伯逊。毫不奇怪地，所有讲话中最好和最清楚的是阿林纳的。我为我的收藏中有了一位职业演员的‘广播讲话’很自豪。直到现在，这台录音机还没有派上它原来设想的用场，只是让孩子们在有聚会时录点欢声笑语。我的感觉就像乾隆皇帝接受各种外国钟表时的那种情形。我敢说他一定让他的嫔妃们玩了好一阵子。”
但是大家都赞赏思成买的小型克劳斯莱牌汽车。在办完没完没了的通过中国海关和上牌照的手续之后，它成了全家特别是徽因的天赐礼物，她可以以从前无法想象的轻松被载去访友或把朋友接来看她。
秋凉以后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医生们决定采取初步的措施看她能不能承受肾脏手术。她在10月4日从北京的医院病房里给我们写信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令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她从对她自己身体的品评转向对她卧床的西四牌楼中央医院房子的议论。“这是早期民国建筑的杰出创造。一座集民国、袁世凯式、外国承包商、德国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我房间里两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户朝向南面，可以俯视前院，由此人们能想见1901年的老式汽车和四轮马车以及民国初年的中国权贵点缀着水泥砌成的巴罗克式的台阶和小径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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