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到重庆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费时，一项战时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时间延长。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们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该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我在1945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回到中国时，思成正在重庆执行他副主席的任务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势发展很快。俄国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原子弹扔到了广岛。中国报刊上关于“原子弹”（陌生的中文名称）的标题很吓人。谣言说它大得吓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教授（徽因信中写到过他），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众的许多问题。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江对岸山上群灯亮起。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经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型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场。在空中飞行15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江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和我长谈多次，相互诉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她的女儿宝宝已经十六岁，现在人们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娇小、女性化和内向的。在单调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当她从学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闻带到她母亲的床边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轻松。徽因和从前一样，还是生活在她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麻烦和阴谋之中，即使他们只是处于和宝宝同龄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庆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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