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这两个人的长期卧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除了物质上的困苦和当地居民的仇视以外，还有使这种社会必然成为牺牲品的内耗，既有嫉妒也有争吵。甚至还有更加精细的文化上的冲突。例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曾是德国人创办的并且由德国留学生供职，而中央研究院人们的学术渊源多半是在美国。这就使得两部分人关系有些冷淡。
学者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准备在战后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简单。但思成决心不等待，即使使用当地被称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术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两期的营造学社的《汇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之间挣扎，而且还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她对写作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三件事同时争着要她注意。关于她的健康，她写信给我说，“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写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载在营造学社的《汇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随着冬天的到来，“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个热情的附言：“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同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同一个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费正清很快就要离开华盛顿回重庆去。我们两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来跟我们团聚。“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
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来找你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要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容易得多。”
“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来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在遮身的片瓦都难以找到的重庆，我们居然在美新处宿舍分到两间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筑物，一排很小的房间并排面对着一条长廊。每一个房间勉强能放下一张椅子和一张铺着蒲席的木板床，我们两间房当中的一间角上居然有一个小小壁炉，很像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种。我们把一张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断墙边，做成一个沙发，盖上一条手工毛毯，上面再挂上一幅从西安带回来的美丽的唐马大拓片。用不到什么想象力，人们就能看出它是一间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当她能受得住的时候，我们把梁氏夫妇都带去看了一场戏和两场电影。思成必须回到他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去，因而错过了最可纪念的一次晚会，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儿子都参加了。那是乔治·马歇尔将军为执行和平使命而来到重庆后不久在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所有中国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经过挑选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请并被欢迎。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日本已经投降而中国内战尚未爆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各种不同的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图谋和担心而欢度今宵。
酒过三巡，俄国人显露本色，开始唱歌。也许就是这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打破了国民党的僵硬态度。不少年轻时就认识共产党领袖的国民党官员（比如吴国桢就和周恩来是同学）也出席了，这时候在多年隔绝之后突然相互祝起酒来。当老朋友和老敌人互祝健康时，徽因紧张地注视着这种惊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儿子小弟，引起了被称为“基督教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样的高大壮实，而那孩子，偎倚在妈妈身边，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几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是从另一星球上来的客人。关于他们，她从国民党那里所听到读到的除了邪恶没有别的——然而在这一环境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人。
里奥·埃娄塞尔博士，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当时在战后的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当他知道徽因长期患肺病后，慷慨地答应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听诊器做了简单的床边检查和询问她的病史后，他告诉我（没告诉她），他断定她两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她短暂而多彩的生活在几年内，也许是五年，就会走到尽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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