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管起来。一张匆忙写成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老金后来写到过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
徽因写道：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
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
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
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
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
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
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
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
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
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
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
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
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
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
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
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
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
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
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
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
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徽因的话，说什么没有积极的战时工作，“我们实际上是‘战时厌物’”，尽管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中间普遍流行并经常谈论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高级技术的人们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是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学者们不能当兵，而是应当整体地保留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例外，都被关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本人的实际战斗就落在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被抓壮丁。
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它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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