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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