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开乡治立国之新路
§一、欲替中国开一条新路
正当梁漱溟陷于苦闷而找不到出路之际，南方一种新兴的民族自救运动开始了，这就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国共第一次合作。这时，李大钊从广东归来，欣喜地向梁谈了国共合作的意义和国民革命的局势，给梁以一线希望的曙光。1925年，革命形势更为乐观，广东局面渐趋统一。梁漱溟的许多朋友都投身革命之中，同时纷纷劝说梁也离开书斋，到社会上感觉那清新、活泼的时代气息。
但梁漱溟却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在思想上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甘心就这样盲目地投身社会。但如火如荼的广东国民革命运动也感染了他，使他无法再关上房门，高谈哲学与人生。于是，1926年初，他派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等前往广东实地考察。
不久，王、黄等人返回将一路所见所闻所感向梁作书面报告。梁漱溟只觉得几年来因扰于心的云翳一扫而光，从此对一向怀疑但不能断然否定的“西洋把戏”
彻底放弃，对中国传统的立国之道更加坚信。经过这番考察论证，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的出路，那便是乡治立国。
对于乡治问题，梁漱溟早有所思考。早在1923年春，他在曹州中学讲演时，就已经提出“农村立国”的说法，只是没有系统论述，同时对于此观点又不敢断然肯定，一直在苦苦思索。直到1927年，梁漱溟才消除疑虑，并准备就此干出一番事业。
1927年5月，梁漱溟偕王平叔、黄艮庸南下，首先在上海会见了陈枢铭，畅谈了自己的主张之后，便应李济深之邀到了广州。
李济深此时在广东兼任总参谋长与总司令之职，属于实力派，和梁也是老朋友，他基本接受梁的主张，同意在广东试办乡治。梁于是决心留在广东，并代表李济深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不时参与李的其他政治事务。
在广东不到两年的时间，是梁漱溟乡治建设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1928年，他曾在广东试办了一期乡治讲习所，分十次连续讲演乡治问题，影响较大。
但至于乡治的具体事务，却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梁漱溟感到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主动要求先到各地考察乡治工作的情况。
§二、对各地乡治工作的考察
梁漱溟乡治理论的提出，除了与他思想发展一脉相承外，不能说不是他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确实找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以农村为突破口解决中国问题，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各派的主张和具体措施都不同。1929年2月，梁漱溟带着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等一行人离开广东北上，参观考察沿途各地乡治工作的实况。首先抵达南京晓庄师范。
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是陶行知于1927年3月创办的。他奉行儒家教育思想，教与学、知与行合一，和梁漱溟不谋而合。因此两人初次见面就很相投，相谈甚欢。在参观之后，梁漱溟对陶的事业十分钦佩，提出向他借兵调将。陶行知欣然同意，当时就介绍潘一尘、张宗麟、杨效春给梁漱溟认识。这几人后来都成为梁漱溟在山东乡建学院的得力助手。
随后，梁漱溟又考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试验基地、晏阳初主办的河北定县翟城村试验区和山西省的乡村建设情况，并和阎锡山会唔，畅谈了自己的乡治理论和对山西村政的意见建议。
1929年初，梁漱溟结束了对各地乡村运动的考察，回到北京。一路的所见所闻使他的乡治理论更加成熟，他认为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建设都大小不同地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是只注一时一地而缺乏长远的考虑和全局观念，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解决问题必须由全局入手，统筹安排，协调并进。因此，围绕中国之一问题的观点，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乡治建设理论。梁漱溟希望能将自己近年来的心得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几个层面分析中华民族的前途，指出乡治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并提出自己乡治的理论和具体措施。
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当时并没有完成，只是以单篇的形式单独发表了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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