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等这些新知旧友难得的会聚到了上海。现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无不俱备。生性好动的徐志摩不由又技痒起来，倡议大家联络起来，继续早期新月社的未竟事业。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新月社的重新开张是比较顺利的。这是因为它反映了大家共同的要求：“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个刊物。”所以这才能一呼百应，计日程功。
这次出力最多的，除徐志摩外，还有戏剧家余上沅。他们两人不仅负担联络朋友互通声气的组织任务，还具体负责寻找地点筹办刊物的工作。他们在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租了一幢小小房屋，做为开办书店与刊物的办公地方。徐志摩倾心热爱印度诗圣泰戈尔，创办早期新月社时，即以泰翁的一部诗集为名。如今，他犹不能忘情于此，提议仍沿用“新月”旧名。对此大家均无异议，唯有闻一多稍有不同的想法，以为“绅士趣味”太重一些。
事情更深一步进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那是有一天梁实秋、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正在潘公旦家里聚会，忽由余上沅传来了消息，说是拟议由胡适之任未来新月社的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的主编。梁、闻、潘、饶等人立即提出了异议，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这个意见获得了同人们广泛赞同。徐志摩“何等明达”，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而实际发挥领袖作用的“胡大哥”，则根本不再“列名其间”。
至少就梁实秋个人说来，对新月社进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的。他最为欣赏团体内部的那种互不干预、互相独立的宽容气氛，虽为一体，但又“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那时及以后，他最乐于引用胡适的一句隐有所指的自负语：“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他以此律己，同时，也以此为骄傲。
对于新月社新组成的阵容，梁实秋也非常自负，他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一一品评说：“胡先生声名蚤立，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中齿德俱隆，不奉他为魁首，也自然是领袖。志摩风流蕴藉，才华冠世；一多热烈衷肠，学养深厚；光旦见识卓绝，外圆内方；其他各人亦无不凤骨凛然，都是所谓特立独行之士，”说到他自己，虽自谦为“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也以“于当世纷纭左右夹攻之间，亦未敢不勉”自期。言语之间，隐隐流露出些微的骄傲与自豪。
正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在上海的黄浦江畔，一轮新月冉冉升起了。它存在了不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然而，围绕着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发生了许多复杂而有趣的文坛纠纷，成为新文学史上最热闹也最引人注目的篇页之一。其间的是是非非、曲直恩怨，迄今仍为人们聚讼不休，仍是现代文学史家们最感头疼的问题之一。
三、海上生“新月”（下）
1928年3月10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刊物的设计出自闻一多的匠心，“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梁实秋说这是参考了英国十九世纪著名文艺杂志Yellow Book（按意为《黄皮书》）的外观形式。《黄皮书》者乃是一种季刊，主要收诗、小说、散文及美术作品，作者多为当时文坛著名人士，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大大有名。
梁实秋认为，不说别的，单是《新月》的版式形式，在当时就足以使人耳目一新。他甚至说“国内很少人看到过这《黄皮书》。假使左派仁兄们也知道有所谓《黄皮书》者，恐怕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一个可以大肆抨击的题目。”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所以刊物的内容也足以同新颖醒目的形式相副。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要的是作品。”
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后来，梁实秋在攻击左翼文学运动时，也总是由此立论：“普罗文学运动，象其他的许多运动一样，只是空嚷嚷一阵，既未开花，亦未结果，因为根本没有生根……没有货色，嚷嚷什么运动？而货色又绝不是嚷嚷就出得来的。”
许多年后，胡适之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活动时，引用了佛典中的一句话，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如果单就后期新月社而言，应该说，胡适的这后是反映了某些基本事实的。《新月》月刊自1928年创刊，到1933年6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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