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梁实秋，也不肯后人，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翻译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得》、《织工马南传》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等多种。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新月书店后来迁往望平街，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货架上内容充实，光怪陆离。正如梁实秋所说：“生意不恶”。他们之所以敢于有恃无恐地向左翼作家伸出手掌大叫：拿出货色来！大概其所“恃”就在这里吧。后期新月社在文艺上的努力是很全面的，但若论实际成就与发生影响之大，还要推诗歌与评论。
谁都承认，徐志摩与闻一多是新月社诗歌创作的两巨擘。梁实秋对这两位浪漫气质浓厚的诗人都推崇有加，但就诗论诗，他又似乎略有轩轾，他好象更倾心于徐志摩一些。他评徐志摩，主要是攫住了一个情字，以为徐志摩的一生是“唯情”的一生。论及徐志摩其人，他是有保留的，认为诗人终生都生活在一种对“爱、自由与美”的不切实际的幻梦憧憬之中，因为“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作个白昼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是认真不得。照他看来，精神长久地沉醉于幻梦之中，逍遥于昊天之上，其结果一定会“飞得越高，跌得越重”。
梁实秋的观点，鲜明地划分开了理性人生和浪漫人生的界限。但从一个高明的文艺家的角度出发，他又十分确切地意识到，正是徐志摩这种迥异于其他人的浪漫人生，才造就了他那风采灿然的卓异浪漫艺术。知人论世，梁实秋于徐志摩这个人有所保留，但对他的诗歌艺术却是十二万分的肯定：“志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拒的‘媚’。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诸你的灵府……志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我们觉得在他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跳动，他的音容、声调、呼吸，都历历如在目前。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
斯人往矣，但我们后人可否从徐志摩身上获得这样一种启示呢：世间最动人的艺术，当推那些与其创造主体的生命律动保持了最为内在谐调统一性的艺术！
梁实秋论诗，主张“凡是艺术没有不重形式的”。他具体地阐述这一主张说：“如何能使新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这才是一条正确发展的路线。”他为新诗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讲究文学修饰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现之深邃。”
基于这种认识，梁实秋对老朋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也大力推崇。闻一多因过分追求诗歌外形上的排列组合，被时人讥为“豆腐干体”。梁实秋对此独表赞同，认为中国传统的绝句律诗便是“豆腐干休”，而其优秀之作，历数千年犹为人所乐读，“新诗印成豆腐干形，又有何妨？”
梁实秋常把闻一多同徐志摩放到一块比较来谈，说他们两人都是“浪漫派”，其区别在于：“闻一多沉郁，而徐志摩轻灵；闻一多以功力取胜，而徐志摩以灵感见长；闻一多受西方伯朗宁、济慈的影响较大，而徐志摩更明显地表现出得力于哈代的痕迹。应该说，这都是知人之论。
梁实秋毫不讳言，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情趣同闻一多又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譬如与新月派同时，诗坛上崛起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批“象征派”诗人，专以做“晦涩”“朦胧”的诗歌为务，其流风余韵甚至波及新月派中一些年轻诗人。胡适径称这类诗为“笨谜”，尽管他本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主张，对这种诗风”从来不加批评”，只是“静静的旁观”，但实在看不下去时也会“摇头叹息”。
梁实秋不象胡适那样，非得把“明白清楚”作为诗的第一要务，说“诗就是近于谜，不过不应该笨而已”，但也大不以李金发等人的诗为然，公开表示：“他的诗大概是受法国的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我不大看得懂。”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闻一多就表现出绝大的不同。讲究形式却不免为形式所累的闻一多有一次当面对梁实秋说：“你自管不懂，他的诗里有东西。”梁实秋反问有“什么东西”，闻一多没有说出来。——公正他说，象李金发诗歌的奥妙，不仅闻一多说不出未，恐怕任何人都难以说出来；“东西”或许有，其奈过于荒诞、晦涩何！
谈到这一时期梁实秋的交游，在后期新月社内，胡适具有不容忽视的位置。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与胡适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他对胡适更多的是敬仰、尊重。他后来多次表示：“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
梁实秋最敬佩胡适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认为胡适是最完整集中地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极看重的“学问道德”的现代学人。
讲道德，梁实秋认为胡适平生大节无亏，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依傍，决不借助身外的力量以自重，始终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胡适不迂阔，懂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也喜欢谈政治。但梁实秋又很佩服他“无意仕进”“最多不过提倡人权”。甚至后来蒋介石推荐他做第一任总统，他都不肯答应。抗战中，胡适激于民主大义，不得已做了一任驻美国大使，也保持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风操，“数年任内，仆仆风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须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实秋认为胡适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最为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这是梁实秋讲到胡适另一面时说过的话，接下去他还说胡适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所，“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他与人为善，有教无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亲见他在校长办公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写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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