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梁实秋又与闻一多策划创办另一文化刊物《河图》。这又是由国家主义派生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国家主义是一个包容极富极广的概念，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内容，同时也该有文化的内容，“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出于这层考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在《大江》季刊中倡导全面的国家主义；而在《河图》中，则集中地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河图》者何？“河马负图，伏羲得之演为八卦，作为文字，更进而为绘画等等，所以代表中华文化之所由始也。”此前，他们尚考虑过以“雕虫”作刊名，但终因“嫌其偏”而放弃。那时，他们两个人都极其努力，自己积极创作外，还到处组织稿件。到1925年春，至少已把四期的稿子全都集齐编定。极为可惜的是，这份内容洋洋洒洒、集中了各方面精苹的文化刊物却因多种原因未能问世。
1926年之后，随着大江会不少重要成员在美学习期满相继回国，活动中心也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
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现实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严峻的。如果说，从前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停留于或文字或口头的宣传倡导；那么，现在社会现实便要逼迫他们涉足于实际的斗争了。而这种完全迥异于既往的新的形势要求，显然是这般基本只具有一副擅长形象或逻辑思维大脑的书生所难以胜任的。
比如，在国内诸种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閤间，要求得一线生存之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极为艰难的。大江会一批同人回国之初，仅是在粗知皮毛的情况下，就轻率地选择了李璜、左舜生等为主要成员的醒狮社作为自己的盟友。这样，就非常自然地己摆到了与共产主义思潮为敌的可悲地位上。而李璜等人全系书生之辈，其实际能力甚至连大江会中的罗隆基等人都比不上。大江会同人很快发现，他们在北京实际处于左右支绌、十分窘迫的境地里。闻一多回国后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口气虽仍如以住一样坚定，但那种惶剧矛盾心态殆暴露无遗：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团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杜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
大约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又写信给梁实秋，报告了一次与共产主义者发生对抗的“趣闻”：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涵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商万众皆暗。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鼻端而已……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前一信中，闻一多嘲笑李璜“乃一书生”，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和梁实秋同样不过一介书生，恐怕还要更不中用些。后一信里，一场尖锐的冲突，在他的眼睛里也只显得有趣，他那“书生”的眼光根本不可能对冲突作出更深刻的洞察。因之，大江会的活动转移到国内之日，也就是大江事业由兴盛转趋衰落消亡之时。在闻一多发出这封信几个月后，梁实秋倒是从美国回来了。但区区梁实秋，又有何能耐，能够挽大江事业于不坠。事实上，没有用多久，他们自己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事情的真实形态，懂得了弱水三千只可取饮一飘的道理，一个个都放弃了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奢望，本本分分地转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擅长的领域里去了。
五、“白璧德的门徒”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在同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进行的激烈论战中，曾屡次被讥嘲为“白璧德的门徒”。其意若曰，梁实秋不过是挟洋人以自重，以“洋偶象”“洋权威”装点门面而已。
梁实秋自己对这顶“帽子”是怎么看待的呢？
首先，他绝对不承认“门徒”之说。他经常以能保持人格独立自诩：“别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心目中不存有偶象”。他衷心佩服胡适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即使对于他极其尊重的老师白璧德，他以为也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的。因之，对于左翼作家的讥评，他一概视之为人身攻击，以非常高做的态度反讽说：“左倾仁兄们鲁迅及其他溢我为‘白璧德的门徒’，虽只是一顶帽子，实也当之有愧，因为白璧德的书并不容易读，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难身体力行，称为门徒谈何容易！”与此同时，他还象鲁迅在历史小说《起死》中塑造的倡扬无是非观而又亟亟于是非之辩的晓舌的庄周老先生一样，再三洗白自己从不曾迷信盲从过白璧德，说是除了辑合《学衡》上的几篇文字为一册印行，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外，从“不曾大规模的宣扬他的作品”，“我并未大力宣扬他的主张，也不曾援引他的文字视为权威；”“有人说我‘奉白璧德为现代圣人’，这是没有的事，我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我反对‘个人崇拜’，我不喜欢‘权威’，我在批评文字里不愿假任何人的名义以自重。”在这个问题上，他成见尤深的是鲁迅，有一次指名道姓的辩白说：“鲁迅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辩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并且时而称人为‘正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璧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只好静待游街示众，这种作风大概也是属于绍兴师爷的刀笔一类。”要之，梁实秋的态度很干脆，对“门徒”一说坚决予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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