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1922年3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关于当时群众运动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浮躁”心理，梁实秋也以清华学校为例，说过一段话：“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梁实秋在五四运动中的全面表现，实际是对他日后所走生活道路的一个预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他以及他那个圈子中的朋友们，构成了我们过去研究甚少但实际不容忽视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很显然，在新与旧的对抗中，他们属于新派人物，甚或可以说，较之同时代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吸吮的新文明、新思潮都更充分些，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富有现代色彩，更接近世界意义的进步文明。但是单是有了这一点，还不能保证他们在行动上也是最前卫、最先进的。他们不同于陈独秀们，不同于鲁迅们，甚至也不同于周作人们。周作人有时还对自己身上的“流氓鬼”自鸣得意，欣赏之态谥于言表。
而梁实秋，更衷心向往的是一种“贵族文明”，如他所说：“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即是说，他希望中国社会变革，希望中国向先进国家、先进文明认同，走真正的现代化之路；但他又认为实现这种变革和理想的道路，应该是有秩序的、文明的。他十分警惕在变革过程中会有新的更加邪恶的东西出现，取代旧的邪恶，造成新的更沉重的民族灾难，他懂得，在中国，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庸人自扰，而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可能性的。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梁实秋欢呼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全副热情欢呼一个新时代在中国的到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忧在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会以坏的结果而告终。
四、最初的发言
五四运动对那一代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是过伤的，它甚至可以说是用一种新的范型对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青年）重新进行了塑造。
经过五四洗礼的梁实秋与他的学友们，已明确预感到，他们此后的人生道路将是迥异于前代人的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尚不可预期，尚须要他们自身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
比起古老中国的人们，他们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以那么强烈的好斗姿态，表现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即是说，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向整个社会发言。对着比他们尊贵得多的大人物，对着比他们年长得多的前代人，对着比他们深奥得多的权威们，他们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还不满足于自己的意见仅仅成为无数意见中的一种，还要力图使其成为未来社会中最有影响、最有力量的一种意见。
梁实秋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动的驱使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首先是文学批评的生涯。
在清华园内，五四的风潮甫告平息，忽而出现了一个叫做“小说研究社”的小团体，它就是由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共六个在校学生发起成立的。在校园里，他们设法弄到一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作会址，公然堂而皇之地开展起了各种活动。最后的实际成绩是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
其实，组织团体从事各项活动，梁实秋早有此打算。在这之前，他就同吴卓、张嘉铸等几个喜欢书法的同学组织过一个小团体，专门以练习书法相号召。一直在暗中注视着儿子成长的梁咸熙先生，在关键时刻出资帮助，还亲为他们的团体命名为“清华戏墨社”。梁实秋那时分外勤奋：“七点打起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先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社，正襟危坐，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象《张迁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曹全碑》等，全都经过细心的临摹揣摸，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都被他读成了断烂残编。
由“清华戏墨社”而“小说研究社”，不但反映出这班青年人在事业上的兴趣转变，同时更表明他们对与人生联系更密切的问题开始关切起来。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成员们，是完全一致的。而“小说研究杜”在成立时间上，还要大大早于新文学运动中这两个著名社团。
随后不久，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的加入，更给“小说研究社”增添了活力。团体进一步扩大了，又增加了朱湘、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时昭瀛、杨世恩、吴景超等。从这个班底也可看出，文学成了他们致力的核心事业。所以后来，干脆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学社”。此后梁实秋与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正是由这种共同志趣、共同追求奠定了基础。
在热切的“参与意识”驱使下，梁实秋首先对新诗创作发了言。那也是他同闻一多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与闻一多看法相同而且坚定。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无比热情。但他们又同时都十分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美。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们激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而对与《女神》几乎同时产生的几部诗集表示不满，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他们认为，象胡适“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俞平伯“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情“旗呀，旗呀，红、黄、蓝、白、黑的旗呀”“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类的诗句太“俗恶不堪”，是根本不可入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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