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这儿提到了“代沟”的概念。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来，代沟现象显然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代沟”，封建社会有，最发达的文明社会也有。但梁实秋这里显然有特定意义、特定内容。他无法忘掉亲眼见过的一个惨痛现象：有一对大家庭中的小夫妻，十分恩爱，后来丈夫忽然暴病死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信心，亦服毒以殉。殡殓后，追悼之日竟由地方政府颁匾褒扬，道是“彤管扬芬”；女家致送的白布横披写的是“看我门楣”！事情很平常，但梁实秋每想起这一幕，总戚戚于心：“我们可以听得见代沟的冤魂哭泣，虽然代沟另一边的人还在逞强。”
五四运动没有冲垮代沟，代沟依然存在，但从梁实秋以上所描绘的情形看，代沟两边人的地位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饱受压抑之苦的年青一代“如脱缰之马”，扬眉吐气；而不肯遵守“自然法则”、总要包揽一切的那一代，现在只能回到“自然法则”的运行规律中“一批一批的凋谢”，最后“填入时代的沟壑”。打碎违犯本性的强制和残暴，使一切都服从于自然规律，让自然规律的杠杆去调节、支配运行于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复杂组合，对于不正常的社会结构来说，这意味着向健全社会结构的转化；对于落后残暴的社会制度来说，这意味着向合理社会制度的迈进；对于蒙昧野蛮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这意味着向先进社会思想文明的皈依。在梁实秋的眼睛里，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于是而显现。
或许正是由于对现代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着如许清醒的理性认识，梁实秋个人才能一反平日的思想作风，以积极而稳健的态度投入了运动的洪流，成为清华学校学运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因为无论从家教还是从梁实秋平时的处世原则看，他原本可能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态度的。
公正的说，梁实秋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学运领袖陈长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陈长桐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恕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的另一位学友、“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但这丝毫不等于说，梁实秋在清华学校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勿宁说，在当时他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学运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积极活跃分子，积极参加游行，积极向街头讲演；罗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梁实秋的份。运动高潮过后，清华学校的学生大搞自治活动，不仅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从成立起到毕业离开清华止，染实秋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后来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校长张煜全面对面交锋的斗争。
那正是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但被激怒了的学生，不理会那一套，点起蜡烛继续开会，以示对学校当局的反抗。开会期间，忽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乡巴佬”，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机警的学生们没费多大事，就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想不到今天竟被用来对付学生。学校当局的这种乖张举措，无异于火上浇油，愤怒的学生们当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包子馅一样紧紧围在核心，把那些一向侠气十足的小锣会员们吓得脸色煞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结结巴巴的向着学生们告罪求饶。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们也不同他们理论，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押具结赶出学校了事。回过头来，他们就对着张煜全宣了战，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梁实秋追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然而，五四运动象天外吹来的一阵罡风，一夜之间，给古老中国差不多已经麻痹坏死的庞大肌体猛然注入一股强大的活力，于是，这个肌体的神经系统——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首先恢复了机能，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们那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象寻找到突破口的火山岩浆一样，猛然间以不可阻遏之势，激烈迸发了，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时代运会，作出了如上基本准确的表述。
同样，由于梁实秋具有较之同龄青年人更强的理性分析能力，由于他毕竟来自一个相当标准的士大夫家庭，由于他从小时候起就已表现出的热情固有、但毕竟更明显向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一路发展的个性禀赋和性格特征，在积极参与并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对发展过程中的变动和转化、对其可能会发生的未来趋向及效果，他也时刻注意地观察着、谛听着、思考着。梁实秋这个人，天生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更讲究实际的务实主义者，这使他在看问题时，往往会与流行的时尚相悖。因为他总是喜欢当别人如痴如狂地席卷进某一集体行动时，自己则站到一旁冷冷地指出这种行动的毛病和弊端。似乎别人都发了疯，唯独他一个人最清醒。
对于五四运动，他是有微词的。至少，当不便讲它的坏话时，他有过腹诽。
几乎就在五四高潮中，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目性。前面我们谈到过他同同学上街演讲、捣毁了一辆冲群众鸣喇叭的汽车的事。对那件事，他基本是理解的，也还能容忍，说“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但对群众运动本身，他的心头却从此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阴影：“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与梁实秋关系更为切己，因而，对他的精神刺激也就更大些。和他住同一宿舍的学生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儿子，而章宗祥在那时被作为“卖国贼”正被当作众矢之的。清华的学生起来后，章宗祥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说，“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耿耿于怀，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痛。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更严厉的“微词”，是在几十年以后，但他后来进行反思和批评的感性基础还是属于清华时代，所以他日后的批评大体上仍能表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下面一段话，是他批评五四运动的言词中，最系统也最有理论色彩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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